“丈夫拒签”悲剧中的信任危机

　　在北京打工的肖志军，在怀孕的“妻子”生命垂危之际，仍拒绝签字同意剖腹产，最终母子双亡。这是一个罕见的悲剧。人们在为两条无辜生命的凋零伤感叹息之余，将愤怒的矛头转向了相关的人、机构和制度。然而，我们更应该拷问的是：在“故意杀人”的指责还只能停留于猜测之际，肖志军面对医生的劝告，何以会表现出常人难以理解的偏执？

　　医院副院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一句话，给了我们很大的提示——他认为，“悲剧的根源在于患者家属对医院的极度不信任”。

　　这并非妄言。在肖志军的极端举动背后，起到支撑作用的，是我们这个社会对医院的普遍不信任心理。这些年，医院作为一个盈利性的“市场主体”，在公众心目中早已离昔日妙手仁心的白衣天使形象渐行渐远。伴随着这种公众形象的滑坡，医者不再是“父母心”，医嘱也不再是必须言听计从的最高指示——处于信息不对称和绝对弱势中的患者，被迫学会用“消费者”的精明和洞悉力来提防医生，从进医院的那天起，就以敌对的立场来怀疑诊断结果、维护自己的利益。

　　另一方面，由于患者信任感缺失、医疗纠纷激增，医院也越来越小心谨慎，对患者缺乏信任，处处留心“免责”，不签“生死状”就绝不动手术。进而形成医患之间越来越不信任的恶性循环。

　　也许正是在这种语境的熏陶下，肖志军这个困顿无助的打工者作出了偏执而愚昧的决定。极端个案是触目惊心的，但也是警醒人心的。肖志军事件中，我们需要检讨的绝非仅仅是“签字制度”这样的“补漏”问题，而应着手于整个医疗卫生系统的公共信任感的重建。而这，无疑是一个更艰巨和庞杂的系统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