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权利的平等流动成为常态

　　据本报今日报道：11月20日，在浙江嘉兴打工的外来务工人员张建嫦，领到了浙江省的第一张“居住证”。这意味着，在浙江实行20多年的暂住证制度画上句号，新的“居住证”时代来临。据悉，根据浙江省的有关规定，居住证将与社保、就业、教育、居住等挂钩，使持证者享受与同城市民一样的服务，而且还在子女就读、计划生育、劳动保障方面享受到与浙江省内市民一样的优惠政策。

　　事实上，以“居住证”取代“暂住证”，并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年，深圳、北京、上海等不少城市都曾进行过同样名目的“换证”改革。但遗憾的是，这些城市的改革往往并没给人们带来多少预期的兴奋，正如媒体所批评的:“证的名称无论怎么更换，字里行间的核心就是一个"管"字，透出的是一种浓厚的对外来人口的歧视气息，却找不到外来人口应该享有的权利以及充分的尊重。一字之差，其实换汤不换药。”

　　对比之下，浙江此次的改革，其最大亮点就在于:“居住证将与社保、就业、教育、居住等挂钩，使持证者享受与同城市民一样的服务。”这意味着，流动人口与常住人口在身份上的差别、权利上的差别、政策上的差别正逐步缩小，这体现了户籍改革的深入，更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政府的关爱。

　　在世界上，户籍制度主要是登记人口信息，以确认公民身份、掌握人口统计数据，为国家、社会管理提供重要依据。可在中国，传统的户籍管理却有着特殊的内容:首先是对人口迁移的行政控制，其次是按户口性质将人口分成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最后是将户口与社会经济、福利制度挂钩。

　　不可否认，现行户籍制度曾发挥过显著的历史作用:通过对人口迁移的控制，以及基于户籍的劳动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生活资料供应制度，使中国在经济落后、资金基础薄弱的基础上，完成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工业体系，为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通过户口以及与之配套的生活物质票证供应制度，严格控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避免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如环境恶化、住房紧张等“城市病”，为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近年来，我们欣喜地看到户籍制度这块“坚冰”正在融化，部分省市已经着手户改，实行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据悉，目前全国已有河北、辽宁、江苏、浙江等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取消了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的划分，统一了城乡户口登记制度，实现了公民身份法律意义上的平等。

　　但在笔者看来，户籍改革能否切实推行，主要问题不在户籍制度、户口迁移制度，关键要看配套改革。正如有关户籍问题学者所指出:户籍制度及户口迁移制度只是“替罪羊”，附加到户口上的各种利益、隐藏于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制度才是根本所在。一张轻飘飘的暂住证或居住证说明不了什么，但背后隐喻的差别才是问题的实质。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宪法以最高权威的形式确认了公民的普遍平等权，但居住地的不同，造成人与人的差别与不平等，显然不符合宪法的要旨。

　　现行户籍制度已经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根深蒂固，拥有一个庞大而稳定的既得利益阶层，他们在现行户籍制度的庇荫下得到了许多好处。因而要千方百计地阻挠或拖延改革。在这样一种为“户籍惯习”所生发的社会逻辑中，那些率先进入了城市、并因此而享受城市的光环和恩惠的一部分人当中，永远都会滋生出一种声音:为保护“既得利益”——户籍城市人的那份蛋糕，就必须限制非户籍人的分羹。

　　更糟糕的是，现行户籍制度的受害者大都是社会弱势群体，他们在与自身利益休戚相关的户籍改革中没有话语权。对户籍改革的讨论更像是一场国家与现行户籍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讨价还价。即使有许多理论家发出代表农民立场的声音，也很快被社会强势集团——既得利益阶层的话语权所淹灭。因户籍制度而利益受损的一方，在户籍改革的讨论中没有话语权，不能形成户籍改革的强大舆论压力。一方面是弱势群体话语权的缺失，他们是现行制度的利益受损者;另一方面是既得利益者，他们作为社会强势群体，垄断话语权，这就使得改革的进程异常缓慢。

　　事实上，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划分是件好事，但对真正的受惠者来说，户籍改革的成功并不仅仅要看他们手里是否多了一张名为“居民证”的本本，而是要看他们能不能自由地融入城市，能不能让子女在城里有学上，能不能跟城市人口一样享有同样的就业、就医和社会保障的机会。如果这些问题不能落到实处，户籍制度改革只是清除了表面的“类别”，却没有清除城乡客观存在的“等级”。

　　从这个意义上说，浙江省的做法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范本。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以权利流动、权利平等为根本诉求的“暂”改“居”，将会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普遍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