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院博士生董彦斌起诉北京一家影城和国家广电总局，称前者提供的删节版《色，戒》，剧情结构不完整，侵犯了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知情权；而后者没有建立完善的电影分级制，违反社会公共利益。他要求两者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
北京西城法院初步审查起诉材料后，要求董彦斌先提供足本《色，戒》。
这个案子有一定的讨论空间。从表面事实看，其实是李安自己删剪的影片，并由电影公司卖出了这个不同的版本。影城进了一个劣质货，但也没有欺骗消费者说它是足本。这背后的事，谁都知道，是广电总局不让放映足本。从利益关系上说，影城恐怕比消费者还想状告广电总局，他们至少损失了那些跑到香港电影院和耐心等待足本ＤＶＤ影碟的观众。
但是法院没有理睬这些关系，而是找了一个看起来更加聪明的理由。既然足本根本不允许在祖国大陆合法存在，这位法学博士到哪里去弄到足本呢？非法得来的证据又不能算数。法官们大概正得意地想：你刁难我们，我们也要刁难刁难你，看看到底谁更聪明。否则的话，法官们应该着眼事实：能够证明影城没有放映电影足本这个事实的材料，找起来显然要比足本本身容易多了。
这让人想起河北的聂树斌案来。聂树斌被判死刑处决以后，一个叫王书金的人却出来自认是真凶，而且提供了一些明显的线索。从一般人的常识来看，如果死者被冤枉了，那就应该为他洗冤昭雪，至少你得查一查吧。但是河北法院就是不查，理由是聂家不能提供原审判书。为什么不能提供呢？因为法院拒绝提供。法院说，依据当年的规定，不用提供这个审判书给家属。就事实而言，聂树斌被判死刑非常容易证明，但是法院不管这个事实，就要你提供你手里没有我也不肯给你的审判书。
这两起案子的轻重不同，但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把赖皮当法理，把小聪明当大智慧，罔顾事实，纠缠于子虚乌有。
小聪明和无赖往往被当作民间故事广为流传。比如阿凡提说一昼夜是一年，财主说是一天，两个人打赌，阿凡提就等到除夕，或者带财主走到北极，战胜了财主。更多的故事中，弱者以无赖对付强者的无耻。比如财主说阿凡提在隔壁闻到了肉味，要他付钱，阿凡提就把铜钱弄出响声，让财主听听，算作付账。这些故事听起来不过是阿Ｑ似的自我安慰，天下哪有这么好欺负的财主？其实它们的现实基础是，弱者无法通过正常的途径寻求公平和正义，又不能动辄“引刀成一快”，只好用这一招来试试。惯于耍无赖的穷人，被称作流氓无产者。
流氓无产者手中无钱无权，在一个正义系统未能建立的社会里，做流氓求生存，以无赖讨公平，尚有其现实合理之处。从法学上说，就是在公共救济缺失或失效时产生的一种私力救济。别的私力救济还包括造谣、决斗、世仇等等。
私力救济无法建立现代文明所需要的社会秩序，于是法治取而代之。减少甚至消灭私力救济，尽量以公权力实现社会正义，正是现代法治的使命。为了完成这个使命，法官作为社会正义的守护者，获得了公众的授权。
法官既已手持权杖，如果又耍起无赖来，那就相当于天使兼做魔鬼，医生暗怀杀心，豺狼披着羊皮，对社会秩序的破坏，远甚于私力救济本身。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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