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成果与理论自信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理论上的重大贡献，是第一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了明确概括，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内涵。这标志着我们党从理论和实践双重层面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境界，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回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想到现实，从挫折到胜利，特别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经验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重要启示。

　　社会主义理论在实现了空想到科学发展之后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内，由于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被教条化，致使社会主义实践遭受了严重挫折

　　一段时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对社会主义的信心产生过动摇，对社会主义道路产生了迷惘。但对社会主义形成的背景和它的意义，并不了解。

　　19世纪初，由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引发了大量的对抗和尖锐的矛盾。当时，欧洲的一些思想家和有识之士，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不合理，提出以“乌托邦”形式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这被冠之为“社会主义”。这种空想社会主义在当时成为一种思潮，达到百种之多，反映了人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反抗和批判。但是，这种空想社会主义没有可行性，没有上升为一种科学的理论，也没有经过实践检验，只不过是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美好理想和愿望而已。到了19世纪40年代，马恩依据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及其趋势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变成科学理论。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创立后，全世界共产党人把其作为思想理论武器，开始了探索社会主义的实践。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兴起的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打破了资本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格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苏维埃俄国一度想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结果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1921年，列宁提出了新经济政策，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开始了新的思考。遗憾的是，列宁的这些主张在他去世后不久就遭到了否定。斯大林时期，苏联在经济建设上曾出现过高速增长，并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为战胜德国法西斯奠定了物质基础。二战后，欧洲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但同时，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开始严重扭曲。在政治上，高度集权，个人崇拜严重，党内民主匮乏，思想僵化，完全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在经济上，片面地、僵化地理解马恩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运用行政乃至政治斗争手段来处理经济问题，背离了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思想文化上，简单地、公式化地对待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造成理论界长期思想僵化，教条主义盛行，从而形成对实践的错误指导和文化的萎缩。1953年斯大林逝世之后，思想僵化和教条主义继续盛行，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越来越突出，终于导致了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解体。在教条主义地对待科学社会主义而形成的苏联僵化模式的影响下，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也随之发生了剧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谷。

　　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告诉人们:社会主义并没有现成的模式。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僵化和失败的重要思想根源。但是，苏联社会主义实践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

　　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过程中，也一度犯过教条化错误。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没有现成的模式，但是，在建国初期，我们却认为是有现成模式的，这就是苏联模式，因此当时主张学习苏联，特别是在经济上照搬照抄苏联模式，实行计划体制，强调生产资料的“一大二公”，结果引发了很多矛盾和问题。这种生产关系上的矛盾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党内的认识分歧，社会上也出现了一些不同的声音。所有这些，最终强化了毛泽东政治斗争的意识，即通过政治斗争来解决认识分歧。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同志提出要防止“修正主义”、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而使阶级斗争不断扩大化。在指导路线上，逐渐形成了一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最终导致了十年“文革”内乱，使社会主义建设蒙受惨重损失，社会主义的发展陷入停滞状态。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遭受了很大挫折，付出了重大代价，但是在探索过程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著作中提出和阐述了要“以苏为戒”，独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一系列思想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作了重要的思想和经验准备。但是，由于在思想上没有破除对苏联模式的教条化，没有根本摆脱苏联模式的影响，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没有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立和发展的历程揭示，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法宝

　　由于我国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出现了挫折，更由于“文革”带来的恶果，使得改革开放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社会上出现了严重的“三信危机”(即信仰危机、信心危机和信任危机)。一段时间里，社会上弥漫着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怀疑，什么论调和声音都有。这种“三信危机”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严重地危害着我国的发展基础，一时间，在发展方向、价值取向、制度选择等方面都出现了各种分歧和争议。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理论指导而又具有理论创新精神的党。针对这种社会上的思想混乱和部分党员的迷惘，我们党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大讨论，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党在取得新民主主义胜利过程中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宝贵经验得到继承和发展。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使党内党外意识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的认识，要解放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不要有条条框框，不要把自己束缚住，不要把过去学习过的苏联模式的条条框框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解放思想，放下包袱。

　　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破除教条，这就为其后我们党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引进外资、开办特区等政策，在社会转轨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和矛盾，比如双轨制，物价上涨。在这个时候，社会上又有人信心又动摇了，开始出现了姓“社”姓“资”的争论。正是针对这种思想状况，小平同志提出了“不争论”方针，这是一大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通过实践检验政策。“因为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许多问题就是在这时候解决了的。

　　解放思想，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才能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小平同志在1992年视察南方讲话中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了新的概括:“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小平同志强调，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对于小平同志的这个概括，当时也有一些人不太赞成，但是，相当多的人经过多年实践，最终接受了这个认识。现在还有人在争论这个问题吗？没有！我们可以把小平同志的这一论述，看成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的再认识和重新定义。也正是由于我们党在思想上对社会主义有了这样的认识，才使我国改革呈现出一幅波澜壮阔的画卷——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和发展，人民生活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解放思想，突破教条主义的束缚，才能创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总结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和我国改革开放的新鲜经验，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伴随着这次理论飞跃在实践中的深化，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对世纪之交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坚持、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了新的贡献。“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回答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建设的重大问题，核心是执政党要代表全民族的共同利益。这个认识是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发展，把握了共产党的执政规律。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新的实际出发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坚持、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在发展战略上形成了科学的认识。尽管这次理论飞跃尚未完结，但是从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到十六大以来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已经形成一个科学体系。

　　回顾我们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可以发现，在探索中虽然有过争论，有过很多人的不理解，但我们党始终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来分析中国国情，从而解决了一系列发展问题。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践证明，我们党开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保持了我国近三十年的高速发展。而且，更为可贵的是，我们在实践中已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是经过实践检验后获得的新认识。可以说，我们党在实践中形成的这一整套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说了马克思主义的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而且回过头来看，又都是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决不是资本主义的东西。

　　过去常常有人说，邓小平理论是一段一段的讲话和论断，不是一套理论体系，过去大家争论社会主义到底是什么样，有苏联模式，有南斯拉夫模式，以至后来的欧洲模式，但这些是不是科学社会主义，令人产生疑问。中国改革开放29年的探索，使科学社会主义变成了一种非常清晰的社会现实。现在，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涵盖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因此，可以说，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从理论真正变成了现实。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还有待完善，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这就是十七大报告所强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

　　三

　　历史经验证明，不能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但同时也要反对搞“洋教条”。现实昭示:谁搞洋教条，谁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在我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苏联模式被批判了，又有些人主张解决中国的发展问题要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子为蓝本。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有不少人特别钟情于“美国模式”，期望在中国实行三权分立，实行议会制；还有一些人对于瑞典模式崇拜得不得了，认为瑞典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一度一些人认为社会主义最终将被资本主义“融合”，西化之风甚嚣尘上。这些思潮可以说是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教条”，是脱离了中国实际的。教条主义误国误民，如果被他们拿来在中国实践，肯定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对于马克思主义我们不能搞教条，但是我们也绝不能搞“洋教条”。现实昭示:谁搞洋教条，谁就会付出惨重的代价。以菲律宾为例，大概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的西化能比菲律宾更彻底。菲律宾选择的是一条全盘西化、用一个亲西方的政府取而代之的西化模式，菲律宾的政治体系和制度照搬美国，三权分立、政教分离，很长时间内被视为亚洲的“民主橱窗”。但是，“民主橱窗”的美誉之下是政府和人民的需求严重脱节，人民迟迟摆脱不了贫困，国家长期处于动荡之中。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发展中由于美国模式的影响，出现了光怪陆离的反民主现象。台湾地区的政党恶斗、贪腐盛行、经济下滑、族群对立就是一个明证。而瑞典模式，说到底其核心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而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欧洲社会主义”目前最大的困难是发展动力不足，增长缓慢，高税赋、高福利造成繁重的发展负担。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形成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为一切人自由发展条件的“自由人的联合体”，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并不是瑞典模式最根本的东西。福利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是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东西，我国目前也正在加大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正在加快推进建设一个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而且是后发国家，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不可能套上谁的模式，就能一下子把谁赶上。我们的发展逻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同时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切文明成果，运用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来。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体现了我们党对执政党建设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这“三大规律”的尊重。

　　这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模式，使我国经济保持了近30年的快速增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改革开放开始时的226美元，达到现在的超过2000美元。我国用占世界不到10％的耕地成功解决了占世界近22％人口的吃饭问题。2005年我国GDP总量超过英国，居世界第四位。据最新资料统计，今年年底我国GDP总量可能突破23万亿元，有望超过德国，成为世界上的第三大经济体，在国际社会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显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的巨大潜力和优越性。

　　四

　　要深入学习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及其精神实质，更要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宣传这个理论体系

　　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十七大报告作了概括，这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近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强大生命力的——理论上有内容，成体系；实践上很成功，有活力，而且在强劲发展，人民得到了实惠。

　　作为宣传和理论工作者，我们在思想认识上要非常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符合中国国情和社会发展的模式。我们要敢于亮出自己的旗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但有具体的实践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还有自己的理论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体系。我们既要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把握其精神实质，更要大张旗鼓、理直气壮地宣传这个理论体系，引导人们用这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自己的理论自信，不断健全中国主体意识。中国主体意识就是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地独立思考中国问题。中国主体意识是在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中形成和发展的。过去，一味地模仿苏联模式是中国主体意识缺失的表现，现在中国思维“美国化”越来越重也是中国主体意识缺失的表现。这里涉及怎么样对待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问题。外国学者，有着各种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学者对同一个问题，会引用不同的资料，并得出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因此，吸取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和他们所提供的资料时必须经过我们自己的独立思考，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即使是相当严肃的研究成果，也不能照单全收。特别是如果把一些具有明显反社会主义倾向的观点当作所谓“新意”来接受，则更不可取。

　　不断健全中国主体意识，要求我们用自己的发展逻辑来解释中国问题。对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的巨大发展，西方世界存在着这样一种典型的中国观，即认为中国的行为不合逻辑，所以在这些人的潜意识里，自己是爱国主义，中国是民族主义；自己的是哲学思想，别人的是意识形态。西方世界之所以难以揭开中国发展之谜，原因在于他们是在用自己的一套理论和逻辑来解释中国问题的，当然无法得出科学的结论。要知道，中国的发展是有自己的内在逻辑的，并不是按照西方的逻辑推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中国发展的理论逻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就是这个理论逻辑的展开。

　　总之，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不能因为说谁的模式好就要照搬照抄谁的。一切好的东西，我们可以学习，可以借鉴，但我们要始终坚持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而不能跟在别人后面附和，当“应声虫”。我们还要防止另一种干扰，即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走偏了道。我们要特别注重观念意识的引导，既要反“左”，又要反右。要始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分析中国问题，这就是我们党的理论风格。一切教条主义我们都要反对。

　　(作者为北京日报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