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一点钱穆的经济学思想

钱穆

之所以想起历史学家钱穆先生并从他的诸多历史著作中，找出一点关于政治经济学方面的论述，缘于主流经济学家挨骂的大背景下。

钱穆治史有得有失，失不说。那么得在，如钱穆在《中国传统政治》篇中说：季康子问政，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又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又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尚之风，必偃。”这里所提出的，并不是政治上的主权应该谁属的问题，而是政治上的责任应该谁负的问题。

社会上一切不正，照政治责任论，全由行政者之不正所导致，所以应该由行政者完全负其责。（三联书店，《国史新论》第82页）微言大义，当下有人说道德沦丧、公德丧失，照道德论怕解决不了实质性问题。归根结底在，制度如何保证公平、公正？如何制约人性之恶？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说：现实告诉我们，良心是靠不住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更是靠不住的。此言非虚。

所以钱穆治史之得亦在于其从全面、客观的角度去判断事实。也即以一贯之的“政治责任论”。广义讲，经济学就是政治经济学，经济必然与政治挂钩，抛开政治问题不谈，对于经济学的阐发，也就根本上失去了支撑依据。于是，当主流经济学家挨骂的时候，有辩者以为经济学家是注重的效率，是从整体的经济总量增长以及速度方面来得出结论的。不是说，它让一部分人损失了就不实行变革了。事实恰非如此，长远论，注重效率更要注重长治久安吧？

譬如，近若干年来，各级政府尝到房地产业带来的经济增长以及政绩资本，所以便不顾这种并不能让中国彻底走向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大国，反而使得民不聊生，住房问题抑制住每一个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消费。俗话说，牵一发动全身。这势必影响到国民消费问题，进而波及到内需乏力，最终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断裂或后劲不足。结果就是贫富差距过大、社会不公，直至社会动荡不安。

钱穆在《明代赋税制度》篇中说：任何一项制度之成立与推行，决不是孤立的，它必然须和同时其他几项制度相配合，它必然会受其他某几项制度之牵动和影响。循此推说，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三联书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134页）

若是把这段论述搬到今天的经济改革开放中，亦再是抓住“病在腠理”不过。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初期，这一经济改革流弊就没有得到彻底的根除。也即，政治制度始终没有跟上市场经济的步伐。如国企改革，如垄断法，如遗产税……可以说各种法律没有得到实施，市场经济先行下，以至于市场经济不但没有得到全面发展，改革过程中也偏离了根本的主旨。市场经济变成了各级政府以及个别行政人员从中渔利的土壤或政绩工程，很多国有财产、资源分流到少数特权阶层以及少数既得利益者手里。市场经济受到压制，普通公众的经济收入、经济活动受到钳制，譬如不能充分按照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等。

当然，我们也不希望看到一个“无为而治”的政府，在社会生产活动中，政府务必“为了保证创造出正确的制度、释放出个人主义所有能量，我们需要一个积极向上、有所作为的政府。”（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这正是钱穆先生所言的制度和经济之间的关系“任何一时期的各项制度，必然会互相配合，互相牵动影响，而形成一整套”。依此推之，经济改革就需要各项法律的跟进。问题归根结底在制度上面。如果没有制度的保证，如何实现经济公正？

钱穆在《明代赋税制度》篇中说：若论历史大趋势，自唐代两税制以来，政府方面，究竟是只顾虑在政府自身的财政上如何图谋征租手续之方便，而再不能在经济理论上来努力社会民众方面土地制度之建立。此中原因，一则由于两汉以下，地方行政规模日趋简窳陋，无法注意到此等大政策。再则自中唐以下，社会上大门第势力全归消失，畸零割碎的小户农田，全归政府直辖，征收租税的手续，更麻烦了，于是不得不在这上面尽力想方法。而民间的舞弊取巧，则层出不穷，上面立一法，下面即跟随着这一法来作弊生巧。

事实，当下，这种“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事情也照发生不误。据新一期《南方周末》（11月15日）报道，碧桂园以1.18亿元竞拍成功张家界一片丘陵，但知情人士提供的两分秘密协议显示，该地块上缴给省政府的仅为成交价款的3.75%，即442.5万元。如果确实存在这两份协议，那么，“这基本上是零地价拿地。”暂不论，这块地是否违背了“招挂拍”，而这块地被最大“地主”碧桂园拿得，据悉是当地政府招商引资过去的，要搞五星级酒店。不过，碧桂园将建的并非寻常的五星级酒店，而是产权式酒店——山坡上建别墅样式的房，再配一栋五星级酒店。别墅样式的房可出售使用权，土地产权归碧桂园五星级酒店。而在2006年5月30日，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当前进一步从严土地管理的紧急通知》，要求从即日起，一律停止别墅类房地产项目供地和办理相关用地手续。“别墅用地不批了，但是以产权酒店这个名称去出售国家也没有说不能，就是说变通了。”广州某知名地产人士如是说。这不就是在中央政府三令五申杜绝房地产企业囤积土地、禁建别墅下，一种“作弊生巧”吗？在我看来，当前状态下，制度推进与经济改革至少应是并肩而行，或制度先于经济革新。

反观当下，想一想，或者不用想，很多经济学家，有时太过于注重效率和结果，而忽略了公平、公正；只关注经济学理论，而忽略了制度残缺不全。挨骂也自然正常。不过，按“政治责任论”，也不全在经济学家身上。但是，在话语权不平等、不对称的现实下，左右社会变革、经济改革的毕竟是这些手握话语霸权的主流经济学家们比较一般民众更有“煽动力”。一项经济学理论的提出，务必符合社会长远发展进步的趋势，而不是眼前利益。以牺牲大多数人的利益，拉动国民经济的增长，这叫目光短浅、井底之蛙。

总起来说，作为历史学大师的钱穆先生，并没有一套完整的经济学理论，毕竟时代所致，他生在清末考据、训诂成风以及西学东进的新文化运动时期，能够在历史领域中成就如此之大，甚至我们通过先生的只言片语，感悟出一些对于现实社会有利的思想，那就是他的成就所在。这不就是“读史可以明鉴”之精义吗？不也是值得今天经济学界应该深刻领悟继承、并发扬光大的思想体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