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思维有碍一流大学建设

　　“要像抓工程项目那样，抓大学发展，抓学科建设，抓科学研究，抓教学质量”，“大学的文科建设，要借鉴工科建设的经验”。前不久，笔者参加一次增强大学活力的座谈会，几个高校领导认为，大学要快速发展，工程思维没有过时，而是用得不够，贯彻得不够。

　　这种言论并不新鲜。在过去十多年中，无论是推行教育管理改革，还是科研体制改革，基本上都是采用大家比较熟悉的“工程思维”，推出某一个“工程”，确定“工程”在多少年内一定要达到某个“目标”，随后拿出相应的规划，制订检查评估的数字指标。“工程思维”的倡导者认为，只要有足够的人力、财力保证，就能在规定时间中，按照预先的计划，做出相应的成果，达到建设的目的———这好比建设大桥、大坝、大楼，拿着预先设计的图纸，配备足够的材料，投入合格的人力，不但可以准时完成工期，还有望提前“竣工”。

　　“工程思维”之所以能在大学中广受推崇，大致有以下原因：

　　一是整个社会实用主义的影响。希望大学能早出成果、快出成果，早日建设成一流大学。顺应这种要求，大学自然需要制订一流大学建设进度表、科研水平提高进度表，而进度表，乃是工程建设的基本工具。

　　二是高等教育的行政化管理。我国高校领导大多有行政级别，由行政管理部门任命，因此无论是高等教育的举办者，还是高等教育的办学者，无不希望自己能有可显示的任期政绩，包括研究出多少数量的成果，发表多少数量的论文，申请多少专利，培养多少各种学历层次的“高素质”人才，等等。取得这样的建设成绩，最有力的手段就是推出“工程”，明确指标，细化考核，层层分解、传递“工期压力”。那些科研论文数量上升多、申请专利增幅快的学校，也被广泛认为是富有活力的学校。

　　三是不少高校领导的工科教育背景。目前我国理工见长的高校，几乎所有校长都出身工科，而综合型大学，超过半数的校长，也出身工科。他们大多在本行有不错的学术成就，但却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科学的管理经验，只有把从事本行学术研究时的“成功经验”带到学校领导岗位，因此往往采取工程管理的方式管理大学。这种管理方式，对应用技术研究，还有一定作用，而对于基础理论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却很不适合。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被经费化、课题化、实用化，按照统一规划做命题文章，完全没有了学者的独立思考———离开了对现实社会的批判，对理想制度的设计，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也就没有了多少价值。

　　大学的工程思维，让今天的大学处处充满“进度”焦虑和指标压力，大家所见是项目、课题、经费、论文，而看不见学者的淡定、研究的从容。大学的文化与大学的精神，都被格式化为“工程建设”的工具，而不是体现在每个有鲜明个性的人身上。真正的一流大学，看的不是多少论文、多少数量的成果，而是她汇聚了怎样的人，培养了怎样的人，这些人在以怎样的方式工作与生活。

　　发展我国的大学，不能把所有教师纳入工程体系按一种方式工作，而应建立一套合理的制度，保证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并发展他们的个性与兴趣。当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得到发挥，个性和兴趣得以体现，大学所期望获得的有影响力的学术成果，也就将不期而至。

　　与工程思维不同，适合大学发展的制度，必须体现多元文化、进行多元管理，具有人文关怀。所谓多元文化，就是要允许不同学术观念在校园并存、碰撞与交流，允许教师自主地开展自身感兴趣的研究，实现学术自由；所谓多元管理，就是要根据不同学科、不同教师的特点进行不同的管理，不能用相同的办法要求不同学科的发展，尊重学科发展规律。在多元文化构建与多元管理中，人文关怀是必需的，否则，多元文化与多元管理，只能是“理想设计”。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