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人口问题是个老问题，但老问题碰到了新现实。
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实行近３０年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这可谓是一个鲜明的中国特色。任何政策的坚持都有现实的塑造，具体的历史与现实环境决定着政策的存在与延续。
严格的计划生育国策，造就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截至２００５年底，使中国少生了４亿多人。这对中国有限的资源与环境战略储备而言，留下了怎样的回旋时间与空间，不难理会，在动荡的全球化中，这是最后的依靠。
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人口（的增加）必须抑止在生活资料（的增加）的水准之下，在今天仍不过时，中国经济近３０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使生活资料的水准与１３亿人口勉强相称，但资源与环境已走到难以承受的境地。人口问题面临的新现实是：庞大的基数上人口持续增长，但各种因素导致的出生缺陷发生率较高，人口素质总体水平不高，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居高不下就业形势严峻之时，社会老龄化速度加快，以充足的人力资源发展经济的人口红利已不明显，同时，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预计到２０２０年２０岁至４５岁男性将比女性多３０００万人左右。
中国的人口问题，在这一个现代化的节点，与农民问题出现交集。１２日，在全国农村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会议上，有消息显示，中国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１２２．８５，也就是每１００个女性相对有１２２．８５个男性，高于全国１１９．５８的平均水平，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出生人口性别比最高、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同时，随着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以进城务工人员为主体的流动人口违法生育占总量的６０％以上，农村人口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农村老年人和留守儿童的生活境遇已成为突出社会问题。
在控制生育率的基础上，“人口生态失衡”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目前，全国可婚男性已多于可婚女性１８００万人。但现实是，在出生人口性别比居高不下之时，中国的低生育水平也面临反弹的风险。在农村，低生育水平反弹的能量已经显现，同时流动人口及名人、高收入人群超生现象也使这一反弹更为明显。“民众生育愿望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国家人口计生委主任张维庆说：“目前中国农村农业生产主要依赖家庭劳动力，农村家庭男孩偏好明显。”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性别偏好之下，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贫困人口结构趋于多元，农村贫困人口达２１４８万，农村低收入人口３５５０万；流动人口持续增加，对公共资源配置构成巨大压力。
在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之下，伴随生育水平“回暖”，如此互构，结果就是生得越多，性别比越是失衡。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以来，过于强烈的生育性别偏好与过于狭小的生育选择空间相互冲突和挤压，已让中国农村的人口问题处在一个危险的时刻，生育的科学计划，尤其重要，并且别无它途。
当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与生育“回暖”互构，使危机无可回避之时，争论计划生育政策已没有什么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此种互构，正是现行人口政策曾经松动的结果。我们必须在稳定的低生育水平之上，控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这是现实给出的惟一答案，也是化解人口危机的惟一出路。如果说我们已经付出了代价，那么现在必须去做的，就是在可以控制的时候让未来少付出代价。
（来源：潇湘晨报）
(责任编辑：liujing)
《变形金刚2》送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