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则徐：反腐不应该连坐“女人”

��[提要] 事实上，有妻子的男人因为自己妻子而犯罪的人非常少，即使那些有“情妇”或婚外恋的，绝大多数也并不因此而犯罪。之所以“女人论”被渲染得很热闹，不过是传统的“女人祸国论”的一种新表现而已。

　　今年7月浙江省交通厅原厅长赵詹奇情妇汪某因收受请托人55万元，被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根据7月8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中的“特定关系人”概念，以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一案，进行了支持倾向的评论，日前有文章引用此案例，围绕贪官情妇的问题认为：汪某的被判决“具有很强的警示意义”。对此，我很不以为然。

　　这些年里，就官员腐败问题流行两个热闹的言论，一个是“秘书论”，一个是“女人论”。

“女人论”则又分为“老婆论”与“情妇论”。“秘书论”和“女人论”都含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官员腐败跟不良秘书和不良女人有着密切关系，从而，这种倾向就实际降低了腐败官员本身的道德罪责。尤其是“女人论”中的“情妇论”，更有着把腐败责任往情妇身上转移的倾向。就秘书本身具有某种职权来说，“秘书论”尚有一点道理，但秘书并不能取代主官本身，主官腐败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他自己身上。“女人论”则是连“秘书论”那一点道理也不存在，女人——无论是老婆还是情妇——都不具有职务犯罪所必要的职权要素，她们无论如何不良，终究是要官员运用职权才能够参与犯罪或分享犯罪果实的。

　　就司法实践经验来说，在我从事反贪侦查时抓捕的近两百个贪官当中，他们向我解释犯罪动因时，很少会把责任往自己老婆身上推，有情妇的人把责任推到情妇身上的也很少见，少数纯粹是为了“取宠”于情妇而犯贪污、受贿的人，大多也不过只是恨自己下半身的物件实在不能控制而已。也就是说，贪官自己基本上都很明知，自己犯罪的真正动因是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女人身上。在我所侦查破获的案件里，绝大多数贪官贪污贿赂所得主要是用于自己的吃喝玩乐上。所谓“女人论”，不过是皇帝不急太监急，是局外人和怀有某种目的的人渲染出来的一种舆论。事实上，有妻子的男人因为自己妻子而犯罪的人非常少，即使那些有“情妇”或婚外恋的，绝大多数也并不因此而犯罪。之所以“女人论”被渲染得很热闹，不过是传统的“女人祸国论”的一种新表现而已。

　　当前我国的反腐斗争具有“运动”特征，只不过不再是过去政治名义的运动，而是法律名义的运动。但既然是“运动”，就很容易带上过去搞运动时进行扩大化的习惯，把打击对象从贪官本身延伸到更多的人身上。“女人论”构成了扩大化的舆论基础，也很容易促动扩大化，把“女人”与贪官连坐，拉进反腐打击的范围。专门给太太们上反腐课，组织太太反腐团，建立种种太太监督制度，等等，本质上是不尊重女性的人身独立，是把婚姻关系、性关系连坐为了官员的职务关系。这些连坐言行十分容易获得“民心”，但是，很多民众并不能认识到，只要我国仍然习惯于进行连坐，今天虽然连坐的是“女人”，但明天也会因为这个、那个的原因而连坐到所有人头上，使整个国家的公民身处于一个广泛“连坐”的体系当中。

　　反腐连坐“女人”在当下所直接导致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把对腐败泛滥的原因追究更局限在一些“技术”性因素上，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而忽视对社会原因、制度原因进行深入追究和改革。就官员腐败案本身的个案原因来说，贪污受贿直接的动因很复杂，可以说是千奇百怪，而不仅仅是一个“女人”的问题。比如我抓捕的一个处级干部，他妻子是中国最顶级的点心师之一，收入很高，家庭富裕，根本不缺钱，他也没有外遇，忽然他有了“吝啬鬼”心理，开始收受贿赂，但一分钱不用，而是瞒着妻子把现金一张张铺在柜子里，家中没人的时候就打开柜子一次次重新清点、排序、铺排，乐在其中，等我去搜查的时候，他妻子看到这些现金，当场晕了过去，醒来后说：“他喜欢点钱，我把钱从银行提出来让他点不就得了？”

　　可见，连坐“女人”在腐败的直接动因上本就缺乏充分的司法实践依据。解决中国腐败问题的方法还是应该从社会原因、制度原因上去找，必须要设定每个官员都是有贪欲的，在这一前提下从社会改革和制度改革上着手，使官员不愿意、不敢也不能实施自己的贪欲。不然，即使把所有的官员妻子组成反腐团，把所有的官员情妇都送去劳改和判刑，腐败问题也不会有根本转变。

（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