猜疑的扩散与隔离

　　猜疑，一般起于上当受骗的现实或历史经验，由此发生不信任、不安全的心理，轻则“留一手”防范，重则产生敌意“先下手为强”。猜疑，无疑是一种很可怕的侵蚀人际关系的病毒。夫妻之间猜疑，会从同床异梦发展到反目成仇；君臣之间的猜疑，会发生忧谗畏讥、中反间计、诛戮功臣等政治悲剧；日常生活疑神疑鬼，总担心被别人伤害，怎么可能有“简单”的生活和幸福的感受？

　　遗憾的是，猜疑的病毒正日渐猖獗地侵害着我们的生活。

以我所在的广州为例。前些年，说家家装铁窗，城市像大牢房，有损形象，政府出钱强拆了一部分临大街人家的铁窗。如今入室盗窃太多，不好意思要人拆了。上车坐公交，车载广播马上“请您保管好自己的随身物品，以防被盗”；回家，门栋铁门上贴着“民警提醒您，开门时小心有人尾随入屋”。飞车抢夺屡发，全城禁摩托；接着出现面包车掳人，是不是该人行道边都装护栏呢，估计在考虑中……当然不仅广州人如此紧张。南京市发生的彭宇案，那个一审判决书，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若不是自己撞人了，就不会陪伤者上医院，更不会为伤者垫医药费）上升为所谓“社会情理”，就是一个令人心寒的显例。

　　对于散布猜疑情绪、毒化人际关系的言行，人们出于维护生存环境的本能在抵制。上述彭宇案的一审判词就受到了舆论几乎一边倒的强烈抨击。类似的，有些地方政府机关，发退休金时为防出现“死魂灵”冒领，不是自己去核查而采取要退休老人上衙门或上视频聊天的方式来证明他们尚未去世。这种缺德的官僚主义受到世人谴责。有的城市，竟然以路边乞丐有假为理由，呼吁人们不要随手施舍。大连市民潘云在邻居协助下逮住了撬自己汽车的贼；那个年轻人哭诉自己只是饿极了，想偷车内食品充饥；心软的潘云不怕上当，不仅放过了他，还资助了贼50元。（中青报10月17日P10）潘云可谓义薄云天，我相信那个年轻人即使是撒谎也会被感动，而不会自以为得计。

　　如前所说，人们疑心重，通常是由于有上当受骗的直接或间接经验；因此，消除猜疑的治本之策当然是要建立社会诚信。这里面首先的是让掌赏罚的公权机关和作为政治精英的公务员建立诚信。湖南岳阳楼区法院发生的牵涉三条人命的官司，竟然有结论完全相反的两套“阴阳判决书”，这样的丑闻绝对不能容忍发生。当官的说一套做一套也该早日禁止……

　　本文特别想提到的是有关这一点的新闻报道伦理问题。对于坑蒙诱骗的个案，不论是贪官污吏还是奸商歹徒，媒体都有责任有义务揭露，但是怎样防止在报道中散布“什么（谁）也不可相信”这种极端愤世嫉俗（乃至厌世、反社会的）猜疑病毒呢？

　　想到此是因为最近读了某报反住宅装修中欺诈的系列报道。业主的诉苦传经不讲了，记者的总结真够“苦口婆心”的。其中有一条说，“不要相信做私活的工人，千万不要怜悯他们，别看他们穿得破，比你我活得好！……不要给他们递烟，跟他们称兄道弟，否则他们会把你当成邻村的农民，把你的房子当成猪圈来盖。”中间的省略号讲的是民工不可信的具体内容。这个记者说得也许不是完全没有根据，但他怎么能这样统而言之！虽然所引的这些话只是对民工的贬斥，但照这样的思路和言说“风格”，换个题材，他也可以散布对另一类人的一概不信任。

　　由此想到美国关于反歧视的“政治正确”。由于历史的原因，不同性别、不同肤色的人，受教育的先天条件无疑是有差异的；别的不同群体之间在某方面也会有发生概率上的差异；至于个体之间更是良莠不齐……但是针对个人的否定性言说，不能针对某一群体，否则就是歧视要受法律制裁。类似的，不论是揭露食品药品还是别的方面的弊病，我们是否可以发现个案就揭露（可比喻为传染病的隔离治疗），但不要轻易论断某一行业某一群体，将猜疑、不信任扩散到全体，影响全社会的心理，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疏离和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