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中的穆沙拉夫

　　反恐迷局

　　9·11事件发生4小时后，穆沙拉夫凭着他的个人感觉，发表讲话，对恐怖分子表示谴责，对美国表示同情。随后几天，穆沙拉夫又作出两个重大决定：全力配合美国反恐，断绝与塔利班的任何关系。

　　在2006年9月出版的自传《在火线上》中，穆沙拉夫透露了当时的决策过程：当时的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9·11事件后对穆沙拉夫说：“你不是支持我们，就是反对我们。”美方还发出威胁称，如果巴方不在清剿塔利班的行动中给予合作，美国将把巴基斯坦“炸回石器时代”。

穆沙拉夫在书中说：“我曾以美国作为对手，作兵棋推演。推演的目的是要求证，如果我们不加入他们的反恐战争，我们可以对抗他们和抵抗他们的攻击吗？答案是不可能，我们的军事武力将被摧毁。”

　　显然，当时巴基斯坦如果敢公然对抗美国举国之悲愤，无异于政治自杀。这是穆沙拉夫高明于阿拉法特的地方——阿拉法特在伊拉克侵略科威特后站在了萨达姆一边，因而丧失了美国的信任。巴基斯坦成为反恐前线国家后，美国解除了因穆沙拉夫政变而施加的经济和军事制裁，给予巴基斯坦至少40亿美元的援助资金，并在2005年将巴基斯坦提升为“重要非北约盟国”。穆沙拉夫参加联合国大会时，身边的美国保镖人数仅次于布什。

　　“9·11”以来，“基地”第三号人物祖巴耶达赫、“9·11”策划人哈立德·穆罕默德等都先后在巴基斯坦落网。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对穆沙拉夫的不满也在加剧：本·拉丹和奥马尔影踪全无，据传都隐匿在巴国西北部；埃及沙姆沙伊赫爆炸案发生后，埃及警方逮捕的6名嫌疑犯竟都是巴基斯坦人；伦敦爆炸案后抓获的4名爆炸案嫌犯中，3人有巴基斯坦血统。阿富汗也一直强烈谴责巴政府扶植塔利班武装。巴基斯坦某种程度上成了恐怖活动的新策源地。在此情况下，华盛顿不少人士恨不得能亲上火线，美国媒体于是纷纷对美军出兵巴基斯坦的可能性提出揣测。

　　穆沙拉夫看准了布什政府和他的共生关系，只要把自己和华盛顿的矛盾调整到不破裂的程度，一切都会平安无事。美国副总统切尼曾到伊斯兰堡兴师问罪，飞机刚降落，就听到穆沙拉夫宣布捕获了头上有100万美金悬赏的塔利班前国防部长欧拜杜拉，证明穆沙拉夫对掌握时空优势的娴熟。但压力也是实实在在的，如果丧失了美国的支持，那就可能成为压垮穆沙拉夫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穆沙拉夫本人大概并不希望反恐战争马上结束，因为那意味着巴基斯坦战略地位的下降。但在反恐问题上，穆沙拉夫要交代的还远不只是这些。1980年代苏军入侵阿富汗后，在美国支持下，巴全力支持邻国阿富汗的抗苏斗争，巴西北边境省和旁遮普省成为数百万阿富汗难民的滞留地，边境城市白沙瓦成为阿“圣战者”的后方基地。苏联撤军后，巴又支持塔利班，因为塔利班的存在让印度十分头痛。在这个过程中，巴军方、情报部门和阿富汗塔利班及其盟友基地组织有过长期的合作关系。穆沙拉夫虽然和它们一刀两断了，但不能保证其他人不藕断丝连。巴美军队实力虽强，并且有先进的卫星和高科技装备，但要找到本·拉丹，没有巴军情部门的齐心协力以及部落民众的支持和帮助是很难成功的。但恰恰在这一点上，巴政府力有不逮。

　　1893年，英国殖民当局的莫蒂默·杜兰爵士划定了一条规定阿富汗和印度边界的杜兰线，在其两侧划分了26个部落地区，以此作为当时印度和阿富汗之间的缓冲区，印巴分治后这条线就成了巴阿边界线，这些部落中的7个地区就位于现在的巴基斯坦一侧，也就是传说中本·拉丹和奥马尔的藏身之处。巴基斯坦建国后延续了部落地区享有高度自治的传统，这个国家的600多条法律中，只有44条在部落区适用，巴基斯坦法院和警察在部落地区也没有执法和判决权。假如一个罪犯逃到了部落区，政府除了要求部落区把人交出来外，别无他法。

　　“9·11”后，这种状况有了一些改变。部落地区的行政事务统一合并到省长办公室下属的一个专门秘书处来管理，但部落地区的大事仍主要由部落长老协商负责。如今，巴政府虽然在部落地区有驻军，但部落地区的普什图族与阿富汗的普什图族同根同源，双方多有血缘或亲戚关系，塔利班人员的外表和当地居民并无二致，双方时有往来，这显然增加了巴反恐的难度。

　　最后一个世俗领导人？

　　2007年7月的红色清真寺事件，一方面宣告了穆沙拉夫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的全面决裂，另一方面也宣示了巴宗教势力的强大。据巴内政部统计，巴基斯坦目前有宗教学校约6000余所，学生近50万人，他们没有机会接触现代社会的理念，相当一部分人直接成为宗教武装组织的中坚力量。

　　一直以来，穆沙拉夫被指责对宗教势力太过心慈手软，造成尾大不掉之势后才不得不采取武力行动。但事实上，穆沙拉夫是伊斯兰世界少数直面问题而不是诿过于美国和西方的领导人。他看到了伊斯兰教被看作是极端主义、军事化和无知的宗教的危险，他呼吁穆斯林要开放、温和，进行自我批评，并认为“只有集中精力从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才是真正的圣战”。这种认识是难能可贵的。

　　实际上，如何和宗教势力相处，是困扰巴基斯坦政治60年的难题。与其说是穆沙拉夫纵容了极端势力，不如说他是其前任短视政策的牺牲品。

　　1930年代，穆斯林联盟提出争取印度穆斯林政治自决权的要求，其领导人真纳接受了穆斯林思想家伊克巴尔关于印度穆斯林是单一民族的思想，主张建立穆斯林国家。但真纳从未许诺要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他表示“巴基斯坦将不成为僧侣们以神的使命来统治的神权政治的国家”。巴基斯坦独立后的前20年，宗教较少干预政府的政策。这主要是由于国家机构掌握在受过西方教育的政治家手中，而他们对宗教议程不感兴趣。

　　但到后来，巴基斯坦绝大多数政治领导人都是通过非法律手段上台执政的，他们上台执政后，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使其合法化，都依靠伊斯兰教。特别是从老布托执政后期开始，伊斯兰教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将红十字改为红色弯月，这一举动象征着巴基斯坦人道主义组织伊斯兰化；在全巴的高级旅舍的每一客房中，都放了一本《古兰经》；正式建立宗教事务部；资助召开关于先知穆罕默德生平的国际会议等等。其后的齐亚·哈克更在巴基斯坦发动了全面伊斯兰化运动，在1984年12月19日的总统选举中，哈克甚至把选举和是否支持巴基斯坦伊斯兰化捆绑进行。这无疑打开了“潘多拉之盒”，给这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带来了旷日持久的破坏。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游历了巴基斯坦之后，对这个国家的伊斯兰极端势力进行了这样的解读：他们毕竟不是阿拉伯人，而只是改教者，他们需要证明自己的伊斯兰纯洁度，他们更容易狂热。伊斯兰确实提供了一种信徒皆兄弟的理想，所有的人在同一时间以同一声音背诵同样的祷词，对下层民众有着非常大的吸引力。但是，没人知道如何用古老的教条解决当代的政治、经济问题。看到教条似乎效用不彰时，民众又转向更古老也更简单的教条。如此恶性循环，就一步一步地退到了原教旨主义。

　　现在的问题是，巴基斯坦正处在朝温和路线方向或是极端主义方向前进的十字路口。大多数人是不愿意朝极端主义方向转变的，现在使人质疑的倒是穆沙拉夫有没有能力制止极端主义势力蔓延。从民主政治的角度看，美国人并不喜欢穆沙拉夫。但他们同样知道，穆沙拉夫几乎是巴基斯坦最后一个有着传统英国风范的军方领导人。如果搞掉他，那么下一个上台的可能将是留着大胡子的宗教人士了。

　　来源：南风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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