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的爱国，还是“制度爱国”

胡适

　　民族的爱国，是“血缘”的爱国；民主的爱国，是制度爱国。胡适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爱国当有一定的启示。

　　新华社近日发表题为《让爱国主义旗帜高高飘扬》的评论员文章，提到“……倍感只有与时俱进，爱国主义旗帜才能永不褪色、永远高高飘扬”。作为一个国家公民，我想接着谈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爱国。这个问题不妨从胡适当年留美的一则日记谈起。

　　胡适留美日记，有一则题为《论“去无道而就有道”》，其中谈到他对当时中国总统袁世凯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看法。

日记是从“王壬秋死矣”开始的，王壬秋即王闿运，湖南人，中国近代史上享有盛名的经学大师。一生著述甚多，他的书信曾辑为《湘绮楼笺启》。还是在国内时胡适就读过它，当时给他印象很深的是这样一句话：“彼入京师而不能灭我，更何有瓜分之可言？即令瓜分，去无道而就有道，有何不可？……”这是王闿运给其妇子的家书，颇愤激。胡适在日记中回忆：“其时读之甚愤，以为此老不知爱国，乃作无耻语如此。”这里我们并不知道王闿运书信的上下文，胡适也没有交代。但根据句意，似在说八国联军之事。如是，把列强的瓜分，视为“去无道而就有道”，放在当时，直可谓惊世骇俗。年轻的胡适以朴素的爱国感情，视其为“无耻”当不奇怪。

　　然而，赴美数载，“吾之思想亦已变更”。此刻的胡适，对那种带有民族主义色彩的国家主义基本上持批判态度。他认为这种国家主义的唯一根据就是“一民族之自治，终可胜于他民族之治之”。而晚清的排满所以成功，也正在于两百多年的历史证明满人不能统治汉族。至于去掉满人统治，代之以袁世凯，“未为彼善于此”，所以，袁世凯排满后，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也就不断起来。

　　说到这里，胡适一下子把话拉到自己身边。刚才是在满清和袁世凯中选择，这已成为历史。现在呢，“若以袁世凯与威尔逊令人择之”，胡适的回答是“则人必择威尔逊”。这里的“人”其实就是胡适自己。在胡适看来“其以威尔逊为异族而择袁世凯者，必中民族主义之毒之愚人也。此即‘去无道而就有道’之意”。说完这段话，胡适表示“吾尝冤枉王壬秋。今此老已死，故记此则以自赎”。可以看到的是，胡适走出了原来读王闿运时的胡适，他完成了一个“狭隘爱国者”到“世界公民”的转变。

　　胡适当然是爱国的，只不过他的爱国显得很理性，他一贯反对那种非理性的爱国情绪。中日“二十一条”纷争之时，人在美国读书的他，天天买报阅读，据他某日日记：“东方消息不佳。昨夜偶一筹思，几不能睡。梦中亦仿佛在看报找东方消息也。”这个细节足以表征胡适的爱国之情。然而，梦中醒来，他依然清醒地表示：“我自命为‘世界公民’，不持狭义的国家主义，尤不屑为感情的‘爱国者’……。”此处“狭义的国家主义”即狭义的民族主义。胡适反对民族主义，故他和袁世凯同族，后者却不是他的选择对象。胡适是世界公民，故威尔逊与他族异，他却不排斥威尔逊。当年，王闿运的说法使胡适视为无耻，可是，胡适的选择，即使在今天，恐怕也很难不被某些人看成是卖国。

　　“去无道而就有道”是一句古话，胡适把它坐实在弃袁择威上。不是说威尔逊比袁世凯好，也不是说袁世凯比威尔逊坏。在这里，他们不是他们个人，而是一种符号，一种代表各自制度的符号。在符号的意义上，袁世凯代表的是皇权专制，威尔逊代表的是民主政治。胡适特意引威尔逊连任总统时所作的讲演：“政府之权力生于被治者之承认”，显然，这就是民主。因此，无道和有道，乃以制度论。威尔逊的话，胡适宣之为“共和政治”，并认为这种政治“亦可为民族主义之前提”。

　　由此可见，胡适在爱国的选择上，不是基于“民族”而是基于“制度”，或曰，在“民主”与“民族”的排序中，民主优先，民主比民族更重要。这里，胡适已经涉及两种爱国主义，一为“民族的爱国主义”，一为“民主的爱国主义”。出于“世界公民”的价值观，胡适已然突破原始氏族以来以血缘定取舍的种族阈限，把“民族的爱国”升华到“民主的爱国”。

　　概而言，民族的爱国，是“血缘”的爱国；民主的爱国，是制度爱国。胡适的选择，对我们今天的爱国当有一定的启示。

　　(作者系南京晓庄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