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是否禁止德国极右政党德国国家民主党(NPD)的辩论已经在德国媒体、政界烧了一阵子。而近来德国极右派活动加剧,一个月前有八名印度人被一群德国青少年殴打,更在德国各媒体引来热烈讨论。
我引一些数据来报告一下在德国极右派的严重情形。
德国政府其实不是没有想办法对付极右派,德国民众一般来说也不支持极右派,但是极右势力还是持续地成长。一方面德国极右派多是由次文化联结起来的青年,他们透过音乐、杂志、小册等等出版物,集结成有向心力的团体,再加上酒精的催化,就常常会有闹事的出轨行动,德国警方往往只能被动出击;另一方面,即使德国政府主动出击,多半也成效不彰,那些反右宣传、政策倡导,隶属于极右文化下的成员根本不会听,或者他们面对政策时能发展出对策,例如政府禁止新纳粹的组织,他们就发展“自由国族主义者”、“自由力量”(Freie Nationalisten、Freie Kraefte)这些将组织零散化、地下化、秘密化的作法。很遗憾地,德东地区就在这种极右派不断壮大的情形下,成为外国人闻之色变的“禁地”,甚至可以说不只德东,极右势力几乎已在整个德国生根,例如新纳粹中最鼓吹暴力概念的国族主义者自治组织(Autonome Nationalisten),就几乎全发展于德西地区(主要是柏林、慕尼黑跟鲁尔区)。长此继续发展下去,绝对会造成毁灭性的影响。当年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并不是一开始就这么突然出现的,那是经由一连串小的事件累积出来,先是共产党人、外国人、再来是对犹太人的放逐,最后才是“最终解决”。许多犹太人当年逃离德国时,只逃到德国的邻国,因为他们相信,他们最后还是能够回到德国,他们相信事情不会恶化到那种无可挽回的程度。如果我们真能从历史中学到什么,我相信应该是,我们必须以悲观的态度保持希望:我们必须悲观地相信,局势如果能发展到最糟的程度,那么它就会一直那样发展下去。也许只有这样的态度,才能使我们有介入的力量,因为如果不介入,后果实在太严重太难承受;德国人不应该一厢情愿地相信,事情不会一直糟下去,因为1933年时的德国人,正是那样乐观而天真地相信着。
如何解决这问题?也许最根本的问题出在德国失业率过高,而这需要更长久的时间,但是比较短期的改革方向,可以从文化方面着手,思考如何鼓励一种非极右派的、又能吸引青少年的文化。目前看来极右派对青年人的吸引多半是一种次文化的认同,许多人不一定反犹或仇外,但仍然加入极右派组织,因为他们觉得那很酷。极右派非常喜欢举行音乐会,非常喜欢在用语里夹杂英语,游行的标语上就可明显看到这现象,甚至组织的名称就是英语(例如已经被禁的B&H,即Blood & Honour的缩写),也愈来愈多成员把极右派文化与美国嬉哈文化结合,以运动帽、滑版鞋、嬉哈风的服饰作为群体的标示。原来不仇外的人,长久下来会在团体影响下逐渐发展出“政府、社会都说不能那样,但那其实很酷”的想法。事情已经不再只关于政治、国族这些宏大政治(grosse Politik),而是深入到更细微的文化层次中,使整一代的德国青年在无希望的时代气氛里,偏向了一特定的文化认同上,他们以为那里就是希望所在。而这其实正是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危险。
宪法保护局的头头弗洛姆(Heinz Fromm)8月接受科隆报纸访问时,疾呼“我们将生存在危境里”,警告德国人民,必须倾全力以应付这危境:来自境外恐怖主义对德国的威胁(因此德国无法自外于美伊冲突,他诉求德国必须继续站在美国那边),以及境内的极右派。此刻的德国可真是内忧外患不断,这个欧盟的领导者是否真的能应付这些危机?基于我个人对于德国警力的亲自体验,很遗憾我必须说,以那种缓慢、官僚而被动的反应能力,德国人民以及可能被极右派盯上的外国人,真的必须生存在危境之中。(东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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