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止“代表官员”比限制官员代表更重要

　　据《中国青年报》昨日报道：最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下发通知明确规定，人大代表中领导干部代表比例不超过25%，工、农、知识分子等代表比例不低于75%。对此，有专家表示，用制度限制官员代表比例很必要——“官员在代表中占过多的名额，就会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尴尬情况，很难公正履行代表职责”。

　　“一身而两任”的官员代表，既是权力的行使者，又是权力的监督者，这确实是最大的程序弊端，有违“任何人都不应成为自己案件的法官”的正义原则，因此，从这个角度强调“限制官员代表比例”的必要性，是理由充足、完全合理的。

　　但是，因为这种合理性，便将限制人大代表的职业身份作用夸大，乃至认为官员代表太多，是民意得不到充分反映的根源，只要从外部硬性降低官员代表比例、提高工农代表的比例，就能确保民意的畅通，在我看来，难免又陷入另一种误区———即误以为代表的职业身份问题，就是保证人大代表的民意代表性的关键。

　　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因为作为现代民主基本形式的代议制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代议民主的根本特性并不是一种身份代议，而是一种利益代议，也即选民通过选举代表来代表的是，他们的利益而非简单的职业或社会身份，具体到人大代表，也应该是选民的利益代表而非身份代表。

　　当然，特定的职业身份确实可能与相应的职业或行业利益直接相关，比如官员代表与行政利益，农民代表与农业利益，但是这种相关，显然又不是简单地等同和可置换——比如我们不能说，官员代表就一定只能代表官员利益，而完全不可能代表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因为在一定的制度约束下，比如严格的选举制度的约束下，民意代表完全可以超越其职业或其他社会身份的局限性，充分代表那些选举认可他的选民的利益。

　　很明显，在这里，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限制“官员代表”，而是防止其仅仅“代表官员”，换言之，确保代表充足代表性的关键不在其被选举前的身份，而在于，能够将代表利益与选民利益密切联系起来的选举制度。

　　事实上，在国家法律层面上，我们目前并不缺乏这种维护和保障代表忠实表达选民利益的制度。如依据《选举法》和《代表法》均有这样的明确规定:“代表受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选民或者选举单位有权依法罢免自己选出的代表”，“代表应当与原选区选民或者原选举单位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选民或者代表，十人以上联名，可以推荐代表候选人”。

　　但问题是，在现实中，囿于种种原因，这些制度往往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和执行，比如代表候选人常常仅由单位和组织确定，缺乏充分的民意酝酿，再如选民与代表的联系、对代表的监督，经常似有若无，乃至“人大代表在哪里”，一些选民也往往不甚了然。这样一来，无论人大代表是什么身份，我们都无法保证他一定代表选民的利益，并为这种利益而充分反映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