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技术崇拜

　　前几天，法国思想家、城市问题专家、欧洲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艾尔·卡蓝默，到广州做题为《中欧如何共同进入21世纪》的演讲，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谈他对当下中国的文化、社会发展状况的看法。（文字见奥一网）

　　此公是中欧双年论坛主要创始人，全球尽责、多元和协力世界联盟运动的领导人，对中国无疑是友好的；他的著作2004年来有两种中译本在我国出版，即《破碎的民主》和《心系国家改革》。

　　在访谈中他坦诚地说：这次是我今年第三次来中国。“中国的发展速度让人震撼。最让我有感触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发展中的、超巨型的城市。它们规模的巨大超过了人的想象,每一次进入这样的城市都会让我发抖”。不要以为这是恭维话。他接着解释为什么“震撼”、“发抖”：“因为这样的城市对欧洲人来说是非常乏味的,显示的是技术的能量,但却是没有灵魂的、非人居住的外形,让我不喜欢。”

　　这种说法肯定教很多国人无法接受。我们的许多市政长官，把老城毫不犹豫地成片大拆大建，原想得到的是外国人对旧貌变新颜的认同；我们一直以来理解的现代化，不就是“电灯电话，（农村）楼上楼下（城市则是，摩天大厦）”吗？如果要与他抬杠，当然也可以找到好些理由批驳他臭骂他。但是，他并无侮辱中国人的意思，他说，“让我感动的是,就是在这样看似没有灵魂的城市里,却有着生机勃勃的中国人的生活。这两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在内心深处对他的说法表示认同。我一直对香港的城市没有好感，看到那里石林石峰般矗立的楼宇就心烦，尽管它管理得有条不紊。我同情性地理解港岛就那么大块陆地，只能“螺蛳壳里做道场”。可深圳、广州、重庆等地有什么必要建成那个样子，高楼密密麻麻的？中国的人口密度并不比欧洲高。之所以搞成现在这个样子，关键还在于城市设计者对现代化的理解出了偏差，重技术轻自然轻历史人文。

　　卡蓝默说：“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很注重把现代化融入到过去的历史中,所以我们有很多老城堡的修复等等。但我看到的中国不是这样,本来中国是一个很有文化传统的国家,但现在看起来好像在力图摆脱自己的过去。对旧的建筑拆啊、毁啊,保留下来的东西非常少。就像我们刚刚经过的这条大道,有12车道,一条如此巨型的马路穿过城市,这在欧洲是不会看到的。本身这样的大道就把城市的血脉给割断了。”他的这段话，前半截是对的。50多年前之所以拆毁北京城，想的就是摆脱过去的“落后”而模仿西方的城市“现代化”，那时候还以烟囱林立作为现代化（工业化）的标志呢。但现在还大拆大建，可能是建新比修旧技术上更简便，房地产开发利润更高，外表也更壮观。12车道的巨型马路穿过城市在我们这里，表现的是王者气派，也许正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精髓（却不是精华）所在，是我们可以后发制人夸耀于世的吧？

　　摩天大厦，争什么亚洲第一、世界第一高，确实是炫人眼目的技术进步。回想1966年“大串连”时，到北京我暗中发愿要把“十大建筑”看遍，到上海看了24层的“国际饭店”觉得真是了不起。可是，如今，那些建筑都不值一提了。科技进步到今天，建跨海大桥、海底隧道，乃至航天、克隆动物，都可以做到了，建高楼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呢？

　　李白有诗云：“危楼高百尺，上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今天读来，纯属少见多怪的夸张。唐代边塞诗人岑参，晚年好不容易授职出长嘉州（今四川乐山一带），等他从长安走到任所，三年任期已去了一多半。我们今天比李白、岑参的时代，技术上进步了，可是正如卡蓝默所说：技术的高度发展，与人的幸福感觉不是同一回事；你无法说你现在的生活比唐朝的时候要更幸福。现在城市里的春天真的很难看到鸟，这样的生活值得留恋吗?

　　技术进步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可以支持人类追寻生存的意义,但技术进步不能取代社会进步，更不能自动满足人类的情感追求。比如无线通讯使古人那种因山遥水阔音信不通产生的乡思大大减轻，可是咫尺天涯的冷漠更可怕。有电视网络消闲，也未必比家人亲友围坐聊天、读书更有价值。至于希望技术进步带来“人性”的改良，那更是虚妄。

　　清醒地对技术崇拜保持高度的警惕，正如对政治乌托邦保持警惕一样，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经验教训，也是我们建设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伦理关系、社会制度的前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