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不能逼人当“小人”

　　9月6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南京人彭宇称自己因搀扶摔倒的老太太，反被老太太告上法庭。5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彭宇赔45876元。判决书称“如果不是彭宇撞的老太太，他完全不用送她去医院”而“自行离去”，“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浏览法官的判决书，我们发现，法官把彭宇所有对老太太有利的行为，都按“常理”做了恶意的揣测。比如彭宇送老太太去医院，法官认为这正说明是他撞倒了老太太，否则这一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到了医院以后，彭宇掏出了200多元钱替老太太的家人交医药费，法官也认为，这一举动证明了他就是撞人者，理由是“如果撞伤了他人，则最符合情理的做法是先行垫付款项”，如此等等。

　　这样的判决会对彭宇产生什么影响？笔者也按“常理”推论一番：彭宇是不是那个撞倒老太太的人？我想无非有两种可能，第一，是他撞的；第二，不是他撞的。而无论是不是彭宇撞的，他从法官的判决中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决不能做好人，在当时的情况下，最佳的选择就是尽可能快速地离开现场。

　　其实，何止彭宇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关注这一案件的人，恐怕都会得出同样的结论。可以预期的是，这个判决一出，我们的社会很可能会变得更冷漠，人与人之间将变得更互不信任，人们对处于危难中的陌生人将更不敢伸出援手——因为今后一旦出现类似纠纷，你的一切善意的行为，都可能会被法官当成是有恶意的动机。

　　严格说起来，按照我国“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审判原则，老太太向彭宇索赔，就得先证明是彭宇撞了她，而且给她造成了损失。也就是说，法官在老太太无法拿出证据，并且没有证人为她作证的情况下，是不能作出如此判决的。

　　再者，从司法的角度看，这个案件在判决前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属于典型的“影响性诉讼”。所谓“影响性诉讼”，就是具有相当社会影响力的诉讼，通常是指在一定范围内为公众普遍知晓和广泛关注，能够在较大范围和一定深度影响立法创新、司法改革和人们法制和道德观念的典型诉讼。

　　“影响性诉讼”因其本身的典型性和代表性，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因而通常比普通的诉讼更具有社会关注度和影响力，其意义要远远超越解决单纯个案的层面。因此，法官在处理“影响性诉讼”时，要格外谨慎，不仅要考虑案件本身，还应考虑案件对法制建设和世道人心的影响——但遗憾的是，在彭宇案的一审判决中，我们却没有看到应有的谨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