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昨日通过了《反垄断法》、《突发事件应对法》、《就业促进法》、《动物防疫法》四部法律，其中《反垄断法》与《突发事件应对法》的立法过程波澜起伏、几经曲折，沸腾的争议犹在耳边，而尘埃落定的事实，让人们进一步关注法律的实施对于争议的解决——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
　　
　　中国加入全球经济自由市场化进程近30年之后，终于拥有了自己的第一部“经济宪法”。市场肯定笃信竞争，市场本身并不具备维护公平竞争的机制，在市场的竞争的，企业为减少竞争压力和逃避风险，恰恰会走向谋求垄断地位的道路。反垄断法本身也是矛盾的，对于美国自1890年《谢尔曼法》以来，确立的世界上最完善的反垄断法体系，自由市场经济学说的大师米尔顿·弗里德曼宣称：“多年来，我对反垄断法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刚入行的时候，作为一个竞争的支持者，我非常支持反垄断法，我认为政府能够通过实施反垄断法来推动竞争。但多年的观察告诉我，反垄断法的实施并没有推动竞争，反而抑制了竞争，因为官僚总舍不得放弃调控的大权。我得出结论，反垄断法的害处远远大于好处，所以最好干脆废除它。”
　　
　　与《反垄断法》最终出台相对应的，不仅是1987年国务院法制局成立反垄断法起草小组开始的漫长酝酿，不仅是反垄断法1994年被列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以来13年的反复，更是市场经济的发展进入特定的阶段后，一系列的困扰与瓶颈对于这部法律基本立场的呼唤，以及由此产生的情绪冲动。
　　
　　2005年以来，对于行政垄断高额利润与加剧贫富悬殊的批判，追问机会不平等的根源，其锋芒已直指腐败与垄断，而被垄断所阻碍的基本经济资源市场化配置则正是产生腐败的温床。从数家银行同时宣布收取“跨行查询费”到成品油价格的多次博弈；从世界方便面协会中国分会所推动的方便面企业同盟涨价，到京沪快线开通、牛奶取消搭销；从国内市场的保护、塑造和外国资本对中国产业的控制，到国有垄断企业极力排斥行业竞争与民营经济介入，市场的成熟程度需要反垄断这一基本立场，经济需要在民主与法治的环境中竞争，民主则必然要以确保竞争来实现稳定良性的经济秩序——“人们关注反垄断法，其实是在关注中国这个转型期的泱泱大国推进经济民主的进程，打破行政垄断的决心，破除区域壁垒的努力和维护公平正义、谋求民众福利的愿景和诉求”。
　　
　　我们得承认，《反垄断法》的出台仍只是一个开始，它的形成是一个漫长与反复博弈的过程，它对公平竞争的确立，也必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一项制度的确立，不是立法就可一劳永逸，在作出公共选择后，还要以缓慢而深入的变迁，使制度能在经济基础上良好地运行，这也就是《反垄断法》立法精神所考虑的：“我国的反垄断制度，要和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性质相适应，还要考虑我国现在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水平”。
　　
　　而在《突发事件应对法》立法过程中，最重要的争议是对媒体发布突发事件信息的争议，二审草案中将“禁止媒体擅自发布突发事件的信息”删去，改为“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编造、传播有关突发事件事态发展或者应急处置工作的虚假信息”。此一规定，使禁止的指向发生了根本的转变，突发事件的信息发布，对于应对有极重要的影响，在改变突发事件信息发布的瞒报生态之后，确立以真实为原则的信息生态，将决定突发事件快速正确的应对方式。
　　
　　法律的完美是在实施中获得一致的认同。尽管争议仍未过去，但法律如果能以实施这一过程解决以往的争议，这样的法律就是经得起检验的法律，并且是能够确定地运行正义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