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见义勇为成为高风险的道德

　　如果政府责任不断缺位，那么见义勇为者就成为所有风险的承担者，这是不公平的。

　　7月26日《惠州日报》报道，广东省惠东一位叫熊孙铭的老板带着儿子、外甥在海滩上散步时，发现两名女子在海水中挣扎呼救，熊孙铭立即跳入水中将两名溺水女子救起。

　　其实，类似的新闻已经有过不少。舍己救人体现了一种超越与隐忍，熊孙铭的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利他主义高度，是大多数人望尘莫及的。我们为有这样的英雄而欣慰。

　　但从整个报道来看，见义勇为很多情况下还是一项成本很高的活动，比如被救者“失踪”，见义勇为者的行为无法被证明，这就属于见义勇为的成本。如果一个见义勇为者付出了牺牲，而且根据程序正义的法则他无法证明自己的不幸是见义勇为带来的，那么，他的“得救”就取决于有没有新的见义勇为的出现：在倒在血泊中的时候有人报警有人送医院，在没有钱疗伤时有人无偿买单或者有医院免单或者垫支费用，这一系列环环相扣成为见义勇为本身能够得以薪火相传的必要保证，一旦出现断裂，就一定会伤害当事人和旁观者对见义勇为的积极评价。

　　目前我们的社会，呈现出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公众都有着对公共安全的期待，渴望更坚固的安全感，渴望在自己遭遇危难时见义勇为者出现。但与此同时，有的人又在他人见义勇为时，表现出惊人的集体冷漠。某些人所表现出的这种极端冷漠，正在破坏着整个社会的道德感。

　　一个城市的良好秩序，是建立在有效的公共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在某些常规管理难以到达的地方，在某些公共管理的空白地带，公民的见义勇为担当了不可或缺的使命。但见义勇为只是公共管理暂时缺席时的补充，如果公共安全体系始终处于“洼地”状况，总会有更多突发事件让人防不胜防，这就是说，公众自救自助的见义勇为同公共安全的制度保障缺一不可，才能共同缔结更有保障的社会安全网。

　　很显然，当地有关部门对海滩的安全管理有严重缺陷，在这处海滩已经多次出事的情况下，依然没有改善管理，这就属于一种行政不作为，没有将民众生命安全当作公共服务的最高原则，而陷入责任扯皮的惯性思维中。

　　这恐怕就是见义勇为者最担心的“高成本、高风险”，政府既然倡导人们见义勇为，就理应成为见义勇为者的权利屏障和坚强后盾，如果政府责任不断缺位，那么见义勇为者就成为所有风险的承担者，这是不公平的。看来，政府有关部门积极作为，见义勇为才不会成为高风险的道德选择。(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