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我一生受惠于图书馆

　　今年3月，葛剑雄出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此前的身份是该校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的足迹遍及七大洲，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动向的人文学者，他屡屡亮相媒体，评论时事。

　　7月13日，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二楼的馆长办公室里，刚从青岛参加一个学术会议归来的葛剑雄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专访，畅谈任职以来种种感受。

　　建立图书资料咨询委员会

　　记者：这次任职转换出自你个人要求，还是复旦校方的考虑？

　　葛剑雄：是校方的考虑。我做历史地理所所长3任、11年了，要求不再做，学校希望我来图书馆，大概希望换换思路吧，原来的馆长是理科的，做了15年，现在换个文科的，轮流做。

　　记者：一个说法称，你做图书馆馆长是因为要退休了。

　　葛剑雄：我今年62岁，还没到退休时候。（笑）

　　不完全是年龄问题。前几年我就跟学校提出应该培养新人，我们研究所是国家重点学科、教育部研究基地，不该老由一个人管着，现在换了比我年轻的，我希望今后有更年轻的人。

　　记者：是否很多人文学科教授都面临两难选择？退休时也是学术成熟时，为让贤不得不另找职位。

　　葛剑雄：现在各校不同，像我们学校，一般教授60岁退休，博导大多65岁退休，特殊情况可能70岁退……理科、医科有院士制度，但文科到现在还没有，我们学校有的文科老师很有名，但到70岁也要退了。

　　个人对这事要正确对待，个人研究受退休影响较小，当然退休后，不能再申请科研经费，除工资外的津贴大概也没有了。考虑很多原因，“一刀切”很难，比如身体不跟岁数绝对平衡。从长远看，退休应该有更大灵活性；但现在没办法，你不退人家上不来。不过我们学校一般会根据实际情况。

　　美国的大学教授是自愿退休的。我碰到的有些美国教授80多岁照样做；还有的40岁就退休，接下来他做欢喜做的事，比如他本来研究电脑，退休了去画画、研究历史……社会如果发展到这样，就比较成熟。

　　我希望以人为本，考虑周到一点。比如，一些非退不可的教授，有时可返聘，我们在研究所搞的项目返聘了好多教授，他们做得很好，年轻人里找不到这样的。

　　记者：作为一名研究型教授，担任大学图书馆馆长后，你有何新举措？

　　葛剑雄：以前大家很多意见集中在图书馆，我发现有些是图书馆要改进，有些是双方沟通不够。

　　我们现在建立了一个图书资料咨询委员会，由31名教师组成，分别来自人文、社会、医科、理科等，每个大学科或系、所，我们请一位教师担任委员，请他们帮我们把关。（担任委员）完全是尽义务，没有任何报酬，他要了解图书情况，并愿帮我们跟老师沟通，比如我专门请了一位中文系副教授，我知道他对数字化技术很内行。

　　我现在要求，在图书馆的重大事项做决定前，一定要征求咨询委员会意见。比如，我们每年差不多花1000多万元在外文杂志上，咨询委员会提了很好的意见，建议哪本不再订或再订，我们还请他们回去征求老师们的意见。这样就把有限的钱花在最重要的地方，我们也可及时听到老师对我们图书工作的意见，而且能把我们的困难告诉大家。学生中我们也成立一个，通过他们帮我们提高服务。最近很多同学毕业离校，我们请他们捐出不少可做公益的“爱心图书”。

　　我长期做研究，对老师和图书馆两方面情况都了解，易沟通，也愿为老师们的工作方便着想。比如老师提出，古籍部应自由去看，我赞成，但我们地方太小，所以我们向学校争取房子，让老师自由用书。

　　图书馆体现大学文化

　　记者：你与图书馆是如何结缘的？

　　葛剑雄：我小学五年级前在一个小地方，当时叫吴兴县南浔镇，镇上有刘承干的嘉业堂藏书楼等好几家大藏书楼。但等我念小学，嘉业堂藏书楼不对外开了，有些藏书楼也烧掉了。因为学校图书馆的书很少，我很难借到书。

　　1957年，我进了上海的初中，按规定初中生可以到上海图书馆看书。我进初中的第一件事就是去上海图书馆，当时的上海图书馆在现在的美术馆那，我走进去就想：地方这么大，书这么多，来不及看啊！当时初中生只能在里面看、不能外借，我一有空就去那看书，有些文章都在那抄，回来背。

　　过了几年，我想办法用人家的名义搞到一张外借卡，每次得人家写委托书、盖了章我才能借书，我记得当时图书馆外借部在南京西路、石门路的一幢花园洋房里，我愿意走走，我有不少书是从那借来看的。初中时有一次我想看历史书《三国志》，图书管理员以为我要看《三国演义》，我说没错，他觉得很奇怪，给我拿了。

　　1978年我考上复旦研究生，那时家里不像现在，没什么书，除了上课我几乎都在图书馆。当时文科图书馆这个楼还没造，给研究生看书的地方是现在学校档案馆的楼上，我总觉得书真多啊，一直看。

　　学校第一天宣布这个决定时要我讲话，我说，我一生受惠于图书馆。

　　记者：在海外知名大学，图书馆承担怎样的职责？

　　葛剑雄：一般讲，学校对图书馆馆长的工作较看重。作为一所大学，即使经费困难，它也会优先保证图书馆，很多书籍是长期积累，并非有钱就能买到，时间越长、书的价值越高。进一步发展，图书馆应主动提供信息。如果一个学校的图书馆起的作用好，对它的研究、教学肯定是很有利的促进。

　　发达国家到处有公共图书馆，我曾提过，上海图书馆应该在各社区都有分馆；还书应该像寄封信一样方便；除图书，还可以听CD、看电影，这都是information（信息）。我看这本书是找某方面知识，如果你的数据库让我直接找到所需资料，我不用借这本书了。图书馆是积累知识的地方，应该有一整套现代化手段，并不断更新。

　　记者：目前我们高校图书馆的作用发挥并不充分，是否折射着当下急功近利心态？

　　葛剑雄：原因较多，第一，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图书经费还不够，很多馆长都碰到这个问题，很多书买不起；第二，为老师和同学们服务还不够，馆际交流还不够；大家对图书馆真正功能的认识还不够，图书馆应该传播知识、推动知识更新。

　　记者：过去传统社会的图书馆馆长，必由当地有声望学者担任，此传统已渐消失。你如何看待这种消失？有人甚至认为高校图书馆馆长是闲职一个。

　　葛剑雄：首先，高校图书馆的意义已远超出借书、还书业务，高校的书应是全面的、系统的，这体现了一种知识结晶、一种文化。

　　其次，现在有数字化文件传递，图书馆对研究人员的作用应更大。你需要的文献，无论在北京、台湾、香港，还是美国哪座城市，我们都可去调。我们文科教师常抱怨花大多数时间搜集资料，这种情况逐步在改变，很大程度就靠图书馆用什么方式为他们服务。

　　再次，图书馆应进行学术活动，是学习、研究之地。世界上一些好的图书馆有供讨论、个人研究、举行公共活动的地方，我们现有的图书馆，包括大学图书馆远达不到这个要求。正因如此，大学图书馆备受重视，哈佛大学真正的图书馆馆长规定只能在哈佛最top的几位教授中挑选一位担任。除有形书籍外，图书馆还应作为无形知识象征，陶冶学生性情。

　　以前我们国家、地方图书馆馆长都由德高望重的学者担任，这些年不大注意了。教育部规定，每个本科生需要2个多平米的图书馆面积，一万多个学生至少要有2万多平方米的图书馆。这是有道理的，除看书外，图书馆还应鼓励使用者做研究。这几年有所改变，不少学校对图书馆越来越重视。

　　记者：当年蔡元培聘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办图书馆的方针是，“图书馆已不是藏书的地方，而是教育的机构”。

　　葛剑雄：当初跟现在条件不同，现在的信息爆炸，图书馆要帮大家掌握资讯，比如，我们有文件传递业务，你需要什么文章，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全世界找，马上给你提供PTF文件，你只要付小小成本。有很多书量太大，个人购买是浪费，如果图书馆服务好，今后可通过网络在线服务传输文件，一些大部头的书整个社会有几部就可以了。

　　新技术是个好东西，可惜很多人不会用。图书馆的未来将经历很大转折，从纸本图书发展到数字化图书，我也主张并存，但今后的咨询、查阅工作尽可能要用数字化取代。

　　记者：你既然赞成现代工具是个好事，为何不用手机？

　　葛剑雄：我用电脑大概是复旦文科研究人员里最早的，数码相机、GPS我都有，但手机对我没什么用，为什么一个人随时随地要跟人家联系？我到现在基本不用手机，过多的信息不好，（不用手机）让我自由点。

　　我承认，有时的确不太方便，但大多可以克服，比较起来，利多于弊，没必要滥用一种新技术。在野外，谁救你？有手机也来不及！没手机，倒会把很多事想得周到。我的电脑无线上网，我们通过邮件联系。

　　研究仍在持续

　　记者：此次的任职转换是否影响你的研究工作？

　　葛剑雄：一方面，学校知道我的研究、社会工作较多，在图书馆增加了一位常务副馆长协助我处理日常工作；另一方面，学校也希望我持续原来的研究计划，我原来承担的几个项目照做。

　　我甚至希望有点帮助，譬如，这些图书怎样使教授们用起来更方便，我们有些项目就要参考古籍，如果大家方便，我也方便了。（笑）

　　目前我带了七八个博士生，今年毕业4个，我一般不带硕士，下学期我会给研究生开《中国移民史》课程。暑假还有3个跟图书馆有关的会，7月底在延边开图书馆专家咨询会，8月8日在青海西宁开教育部图书指导委员会的会，8月18日去南非参加世界图书馆联盟年会。有的会第一次参加，只能去，以后看情况。现在有很多学校的图书馆馆长我还不认识，联系当然要花点时间。

　　记者：与以前相比你的工作有何不同？

　　葛剑雄：我原来的研究所20多人，现在（图书馆）200人。原来我们虽有集体项目，但主要以个人来进行；而图书馆几乎没有个人的事，都以一个部门或系统进行，维持它的正常运转是人跟事的管理；上司不同，以前我打交道的是教育部社科司，现在主要是高教司；现在教授们对图书馆有意见也会跟我提。

　　记者：在教育、环境保护、人口等领域上都可以听见你的声音。

　　葛剑雄：一个人除学术活动外，也是社会一员，如果自己的看法能对社会起一定作用，当然应该发表意见。所以我发表的内容不仅限于我的专业，也包括一些社会现象。

　　记者：目前你的压力主要是什么？

　　葛剑雄：我比较忙，顾不过来。我总觉得我们整个国家、学术界的节奏太快、任务太重，很多工作做得慢一点，可能效果更好。特别一些大科研项目，我主张精一点、时间放宽一点，对整个国家有好处。

　　记者：你的足迹遍及七大洲，你很喜欢野外探索吗？

　　葛剑雄：很喜欢，没到过的地方我都想去。有人说危险，你坐在家里有时也有危险。一个人有机会，该出去体验。但现在事太多，有很多机会我只好放弃。

　　我跟馆里常邮件联系，博士生有问题可用邮件联系我，解决不了的我们见面，他们写博士论文时我叫他们把写好的随时发给我，我随时提意见，有两个学生的毕业论文是我在非洲看完发给他们的。

　　有好的学生我还会招，但我不想招太多，多了顾不过来，我最多的纪录是有一年招了5个博士生，一般招一两个。我们的博士总体质量较高，全国优秀博士论文每年评100篇，迄今为止复旦大学文科得了8篇，其中4篇出在我们研究所，有两篇是我指导的。

　　我原来做所长时，我们所不创收、不办班、不招任何计划外（研究生），我们的质量比较把得住。有人打电话给我说分数差一点、给钱，我说明年再考，要你钱干什么？！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事。

　　我们也主张同学中的公开竞争，我们面试是所有考生一起来，同学、老师之间可以看到，大家听你回答，其他同学帮助纠正错误、抢答等，他们心里明白谁最好。我们培养研究生不是办私塾，虽然我不做所长，我想（研究所）会继续这样。

　　记者：在未来，你最想做哪些事？

　　葛剑雄：等我时间多一点，把我想写的书写下来；世界上没到过的地方还很多，有机会再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