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香港的期待应当超越1997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从开始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香港在当代中国的地位，是作为一个行使主权的符号存在着，也是作为一个久违的反帝反殖民胜利符号存在着。当时多数中国人并不了解香港的政治制度、香港的经济形态甚至香港的社会文化。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十年时间足以改变一个符号的属性。尤其是在香港更加密切地与内地形成了经济、文化甚至是政治上的互动之后，越来越多的内地人通过“自由行”了解香港，越来越多的人踏入香港，而与此同时，香港人对于内地的认同感也在快速提升。那么十年之后，当我们庆祝香港回归纪念日的时候，更重要的问题在于，香港的符号身份已经发生了转变。这时候，香港已经从一个中华民族独立反殖民的符号，转变成为当代中国学习和实践多种社会管理经验的符号。如果我们还停留在1997年的民族自决狂欢中，将会失去对于香港当前历史定位和发展机遇的把握。

　　其实这种情况在西方国家看待香港的视野中同样存在。为什么《财富》抑或《时代周刊》不会撰写一篇“上海未死”的文章？因为香港之“死”这个概念，是相对于其在未回归之前的“活”来说的。在西方媒体的语境中，香港仍然被视为一个不同社会形态和不同主权归属的参照物。甚至当不少西方媒体质疑中央政府和香港关系的时候，他们所认识的香港，仍然不是一个摆脱了殖民的西化城市。这个城市对于他们而言，还是一个中国和西方较量的窗口。这种态度其实已经远远落后于香港人对内地的认同，也远远落后于今天香港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定位。

　　正如西方媒体所说的，十年后的香港是好是坏，很大程度上是由1997年的期待、希望与恐惧决定的。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1997年时的期待、希望与恐惧也应该发生改变。香港应该在未来中国的发展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这同样也是香港回归十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思考的一个问题。

　　作为一个有着丰富城市管理经验、高度金融服务水平、良好政治运作能力的城市，香港在今天中国的发展中，正在扮演一个示范的角色。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香港所经历的金融风暴、“非典”袭击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现代危机。它不但承载了这个城市民众对于持续繁荣的希望，也为今后中国的现代化承担了新的摹本效应。从“反殖民”到“繁荣”，2007年，我们对于香港的全部期待和希望，不仅和中国近代历史，更重要的是和未来的内地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我们纪念香港回归十周年，并不仅仅是因为十年前中华民族正式脱离了殖民的枷锁，而且是因为这个国家在十年之前的那一刻开始，有信心面对任何复杂的社会形态和生产力发展模式，有信心面对世界对于我们的考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不能再停留在1997年的香港。这样的判断对于将来而言，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