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制度迷恋症

　　中国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情绪，人们迷恋物质上的成就，迷恋整体制度上的改进，却不相信个人创造性。

　　“这是制度问题。”在今天的中国，你与任何自以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进行一场超过１０分钟的谈话，你几乎必定听到这样一句话，它可能是在谈论中国社会的未来，也可能关于自己工作的组织，或仅仅是日常生活。

　　他们说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是因为制度问题，因为在旧体制下，人人都被迫成为腐败网的一部分；他们说官员为何表现不佳，是因为现行的制度下不会将杰出的人才遴选出来；他们说知识分子为什么在公共生活中缺席了，因为现行制度不鼓励独立思想；为什么司法系统中有黑暗，因为司法制度不独立；甚至当遭遇态度恶劣的银行服务人员时，都是制度问题，国有企业无法出现良好的服务态度……

　　他们说的全对，但结果却是一种如此时髦的悖论出现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的中国社会问题成堆，从最高层的决策者，到最底层的农村，一切似乎都迫切地需要刷新。但整个社会又被包围于一种强烈的惰性情绪中，这种情绪中又蕴涵着某种盲目的乐观——人人都期待那个既具体又抽象的“制度”发生变化之后，然后相信之后的一切都会向良性的方向发展。细微地观察中国社会的很多微小的组织，它可能是一家公司，一份报纸，或是一所大学，领导者与员工们都喜欢谈论“制度建设”，每个人却不付诸个人行动，他们的态度是明确的——个人的作用渺小、不值得信赖，只有依靠整体制度的改变，才是有意义的。

　　于是，中国社会陷入了这样一种情绪，人们迷恋物质上的成就，迷恋整体制度，却不相信个人创造性。举例而言，在中国公司世界中一种普遍心理是这样的，如果一家公司非常成功，人们对于那位杰出领导人首先的反应不是你是如何获取成功的，而是某种习惯性的不信任——你如此成功，但你的成功肯定缺乏对应的制度保证。

　　在很大程度上，今天的中国人单调地把社会仅仅视作几种不可抗拒的力量的作用，它是技术的作用，全球化的作用，传统社会的作用，或是共产党组织演变规律，等等不同力量的合力的结果。人在这种分析中彻底缺席了，似乎人仅仅是这种环境的产物，他不能改变现有的发展方式，不能创造性地改变历史轨迹，而只能作出被动的反应。中国社会今天表现出的思想上的保守与沉闷，是因为我们，尤其是知识精英，放弃对自身力量的信仰，他们忘记了法国哲学家伯格森在一个世纪前的洞见：“说社会的进步是由于历史某个时期的社会思想条件自然而然发生的，这简直是无稽之谈。它实际只是在这个社会已经下定决心进行实验之后才一蹴而就的。这就是说，这个社会必须要自信，或无论怎样要允许自己受到震撼，而这种震撼始终是由某个人来赋予的。”

　　过分迷恋制度，更多是对自身懒惰的一种陈词滥调式的自我安慰。今天的中国社会，我们需要一批真正的精英分子宣称自己敢于改变现状，致力于为这个社会提供新鲜的思想与行动，他们相信自己在被淹没在历史洪流之前，至少会激起足够的涟漪。

　　（选自《我要成为世界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