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教授，很多人都是“误读”“误解”吗

　　由于央视是不能不承认的“主流媒体”（想不“主流”也不行啊），于是它的一切栏目乃至一切节目其中包括《百家讲坛》，自然也就都“主流”了，甚至还可以看作是“主旋律”了。如果有谁胆敢批评上了央视、特别是上了百家讲坛的人物，似乎也就是在打央视的“脸”。

难怪，尽管“自央视《百家讲坛》走红以来，对它的质疑和批评从来就没有断过”（傅国涌语），特别是前一段有人批评易中天批评于丹，央视就很不高兴，后来一个劲儿地“提携”易中天，给易先生弄得甚至连说话的腔调都俨然央视主持人的味儿了。我想这也难怪，天下本无“圣人”。哪个没有喜怒哀乐，哪个又没有“情绪”呢？你惹恼了我央视，你说易中天不好，我偏要提携他推举他捧他抬他。央视，谁说是全国人民的央视，有时就是我某人的央视，那些个不满的观众你又能怎么着！这样说，也并非完全是闵某在“八卦”，在臆测。当有观众对《百家讲坛》的“变脸”有所质疑时，《百家讲坛》制片人在接受《重庆晚报》记者采访时不就还说了一句在知名学者傅国涌先生看来“十分重要的话”吗：“《百家讲坛》本来就是主旋律的，不主旋律还叫中央电视台吗？”你看这话说得多牛气!

　　之所以想到说上面这段闲话，是因为5月21日中午收看了钱文忠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上的《独特的启蒙》。应该说，钱教授在“启蒙”中对小时候生活的回忆不仅无可挑剔，还很能打动人。然而，钱教授说着说着，就仿佛进入了一种“自我陶醉”的境界，就觉得只有自己对经典的解读自己的理解才是正读才是正解，而“有些人”甚至“很多人”就是“误读”“误解”了。我们来看看。

　　节目中他援引了《礼记·大学》里这样一段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齐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齐家，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钱教授援引之后，就开始谈他的理解。先是也说每个人身修好了，家也就齐了；而家齐了，“然后你把这套经验再扩大开去，你可以去治理一个国家——但这个国家，千万记住，不是今天这个概念上的国家，而是古代带有血缘关系的这种邦国。现在很多人批评它的学说，认为这个学说‘修齐治平’，把个人行为直接上升到一个社会，或者政治学的国家行为，这是他误解了经典里“国”的意思。这个国不是今天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而是当时孔子这个时代的小邦国。”这个国当然也不大，据钱先生的考证大概不过今天一个县的面积。因此，这种邦国“彼此间都有血缘关系，彼此都认识”（我是很怀疑的。因为社会的进步，虽然不应该说现在一个县的人还会都应该有血缘关系，但不知道今天一个县的人是否彼此也“都认识”，尽管古时候一个县的面积的人口要比今天少得多）。而如果每一个邦国都治理好了，那天下自然也就太平了。又当然，钱教授说，经典里说的“天下”，也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天下”，更不是“全球”的概念。而是当时已知的一些小邦国的总称。这个，大家应该懂。别说出经典的时代，就是东晋的陶渊明，在写名篇《桃花源》时，不是还说这个中国的“乌托邦”里的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吗？古人哪里能知道那么多。

　　因为是这样的理解，钱教授忍不住就要问了：“像这样的话，难道在今天没有意义吗？”不，钱教授紧接着就是否认：“我绝对不认为。如果因为由于对它的误读，而对这些话产生了完全不正确的理解，而认为它的意义已经不适合于现代，那只能说这个阅读者还没有进入到经典的生命里，或者说经典还没有进入到阅读者的生命里，两者并没有交融为一。”也就是说，钱教授肯定是早已进入到了经典的生命里或者说经典也早已进入到了他的生命里。只有这样，钱教授也才能理直气壮地批评“很多人”，我们应该持理解的态度。

　　但我也有疑问。连钱教授也承认，经典的意思，就是只要把家治平了，就可以用治家的“这套经验”去治理一个国家一个社会，而只是因为当时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没有今天这么大。可我在想，如果当时一个邦国一个社会不止一个县（事实上连钱教授也不能不承认，当时也有些大的邦国的面积应该不止一个县大）的面积大，难道就会放弃治家的“这套经验”吗？别的不说，我不知越王勾践卧心尝胆灭了吴国后，是否就不用“这套经验”了。反正我们从经典里丝毫看不出有这种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邦国不止这么大，很显然，那些自认为有自家本领的人或是像孔子这种大知识分子，也同样还是会拿所谓齐家的“这套经验”去治国治社会。这是由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所决定的，实在没有好法子可想。这且不说，历史证明，也就在这些经典之后，不论大小邦国的统治者又有哪个不是拿“这套经验”治国的呢？谁又能说，从秦汉以来的两千多年，又有哪朝哪代不是在用治家的“这套经验”治国呢？如果中华民族从古到今（截止到1949年前吧）都是拿齐家的“这套经验”来治国平天下的，钱教授还能在那儿说“现在很多人”不该“批评”这种“学说”吗？还能说“认为这个学说‘修齐治平’，把个人行为直接上升到一个社会，或者政治学的国家行为，这是他误解了经典里‘国’的意思”吗？我想不能。

　　另外，“拉大旗作虎皮”地说一句，二十世纪之前的话不说，就单说五四运动，像陈独秀、鲁迅、胡适、还有在古典文学课中主要是教授楚辞的闻一多，这些人也会对经典误读误解吗？鲁迅、胡适写有大量批判尊孔读经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字不说，陈独秀1937年写有《孔夫子与中国》，闻一多1944年秋也写有一篇著名的《关于儒·道·土匪》。至于1949年后，那位被打过两次右派，后被中国的学界几乎一致公认的思想家顾准，他对孔子那有些话也是误读误解吗？这里不引鲁迅、胡适，也不引陈独秀、闻一多，只容我抄录几段顾准与其胞弟陈敏之的通信中的几段话，看看他是怎么说的，同时也算为这则短文作结：

　　你（即陈敏之——闵注）提的，“一旦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而不是归周”，确实打中了孔子的要害。孔子梦想的是西周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具体一点说，他梦想的是一个周天王在发号施令，这个周天王下面有等级森严的一套贵族、诸侯、卿、大夫。从天王到大夫，尊贵的等级有差别，然而他们都不同于庶人，是庶人之上的一个贵族阶级，他们的尊严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维持这套秩序的办法是正名，是教化。从孝弟开始的教化，使得庶人对贵族和贵族阶级上下相互之间都井然有序，贵贱有别，就像儿子对父亲，幼弟对长兄一样。

　　他（指孔子——闵注）有许多庸俗的话，“学而优则士”，“耕馁，学禄”这类都是。但是这是专制体制下官僚机构盛行的一般意识形态，孔子以前一千多年的古埃及的“文士”教训他的儿子，说的话，和孔子这些话，连措词都差不多。再说，他带那么一大帮学生，事实上靠他们吃饭，他能不为这个子曰店做做广告吗？

　　要不落到这个陈套中去，在古代条件下，唯有个人主义盛行的政制才行。我现在动不动就说希腊。早期古希腊执政者是土地贵族，国家是蕞尔小邦的城邦，当官的是荣誉职不支薪饷，要发财，你去航海，你去开辟新殖民地，你去做买卖，别在现成的一锅饭中去跟别人争更大的份额。学问不是“货予帝王家”换口饭吃的玩意，而是一种个人的创造活动，这才能够产生或者放眼宇宙，或者注视自己内心世界的思想家。专制政治不可能设想这种知识的出路，知识无非“求禄”，你能怪孔子吗？

　　“父为子隐”一条，与“举直错诸枉”诚然是矛盾的，然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则并不矛盾。历来的评论家，都把孔老二的“爱有差等”、“能近取比”列为他思想体系的重要前提。既然他的“天下国家”是家庭的推广，他当然要把家庭中的“团结”列为一切“团结”的前提，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这个意思。这样，姑不说父亲揭发儿子的隐私，儿子揭发父亲的隐私起码是大逆不道的。

　　孔子的这个前提与西方政治思想是完全不一样的。你那儿有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在城邦中的结合是达到至善的唯一途径。其实，唯有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现在天天在嚷嚷的“集体主义”才算找到了根据。若以家庭为出发，向外推，推到天下国家，一旦忠孝不能两全，你取舍据何标准？而且，君臣一伦不过是父子一伦的推广。这还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不可推辞的义务，其间又哪里能够引申出什么集体主义来？历来的思想家认为中国人的统治哲学是“父道主义”，即抚百姓如抚赤子，中国人的义务观念，脱不了对另一个人的忠孝。这是中国人团结不起来，一盘散沙的根源。现在的人，谈到个人责任的时候，总把“国家”放在第一位，这是政治与伦理哲学的根本前提已经变了的证据。然而评孔子的人，却很少评到这一条。也许因为要痛斥“忠君”，又有点投鼠忌器之故。

　　（见《顾准文稿》第418－423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

　　2007-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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