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王小波离开人世已经十年。这十年来,中国又有了许多变化,但对他的赞誉却有增无减。有的人生前即得大名,有的人只有在去世之后才会被人们认识,这种幸或不幸落在了王小波身上。其文章之晦明,实与时运盛衰为上下。
王小波给我的深刻印象,首先还是他选择做一个自由撰稿人。他反感那些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怜悯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当然,仅仅就此而言,他并没有超越这个时代。九十年代中,许多人已经下海经商,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变化,莫过于生存空间增大,人们从此可以告别“单位人”,寻回一点自我。但市场的压迫,同样会使人丧失写作的自由和独立,王小波的可贵在于,他没有去写迎合市场需要的作品,而是坚持萨义德所说的“边缘”姿态和“业余”写作,写他自己想写的东西,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
有人说,对王小波的过度阐释和赞赏,已经使他成了一个符号。其实,这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对自由的思考和表达,都显出自由在他不仅仅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这自由接近约翰·密尔所说的自由,是我们欠缺的自由。他的行为和作品给许多读者带来了思想启迪,理所当然成为一个时代变化的象征或符号。
说起王小波,人们常常会想到他所提倡的“有趣”。这种旨趣来自英国经验主义传统,奉行快乐即善的原则。罗素的“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便是借了他的言说,才被人们所广为接受。但我觉得,王小波的情趣更像是王尔德,按照他的看法,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并不特别重要,重要的是有趣的人还是无趣的人。当然,在现代中国的语境里,如果王小波只是提倡一种生活的乐趣,那他也不过就是一个时代的清客相公,不会让许多人如此喜欢他。就因为他提倡的趣味有很强烈的现实感,反讽的是泛政治化的社会生活,这在我们所处的环境,便显得是一种睿智,调侃也便成了亲切,不是插科打诨的轻浮。
王小波喜欢讲道理,但他讲的却不是大道理,而是小道理。我们几十年来习惯了讲大道理,吃尽了它的苦头,绕来绕去,到最后自己也绕不出来。说起来人人理想崇高,目标伟大,结果就像戴震说的是“以理杀人”。比如,有人提倡为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王小波就说那得看值不值,“文革”中为救一根被河水冲走的木头而献身的英雄,他便认为不值。他对科学和理性的崇奉,又可以与新文化运动接椽,他调侃的事情,有的甚至就是当年的先辈们批判过的(比如国学),但在他这里,已经少了许多戾气,更加心平气和。这种态度,大概就是今天人们常说的“消极自由”,坚决维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包括思想的权利。至于他人要怎么想怎么做,说到底都是个人的选择。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谈王小波的常识立场。讲小道理就是注重常识,尊重常识,但也不能因此认为,王小波的思想与一个没有文化的老农完全相同。常识并不等同于理性,在王小波的小道理背后,是通过阅读经典所培育出来的理性精神。他读过不少西方的书,并且都认真思考过,所以看问题才会切中肯綮,同时也从中享受到思维的乐趣。谈到什么是启蒙运动,康德曾经说过:“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在这点上,王小波可以说身体力行,走在了时代前面,而今天我们许多人仍然欠缺独立运用自己理性的勇气和能力,这也是人们至今怀念他的原因所在。
王小波曾经说过:“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如果他能活到今天,他会看到随着网络媒体的兴起,“沉默的大多数”已经在发出各自的声音,许多年轻人已经不同于他们父辈的思维习惯,更愿意信服理性的言说,而不是高调煽情之论。
自由并不高深,自由就是像王小波一样,在思想的空间中感受幸福。
(作者系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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