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部门利益之争成惠民新政的阻障

　　正当公众对中央政府总盘子4778亿惠民新政寄予热切期待之际，全国政协委员张涛却充满了忧虑。“如果国家不从全局的高度给予注意和大力协调，任何一个部门或者系统的改革，都不可能完全解决民生问题，还将会影响民生问题的解决进程。

”因为，每一个关乎民生问题的背后，多少都能看出一些部门权力和利益的争夺。笔者以为，权力部门的利益之争，可能成为惠民新政的阻障，对此切不可麻痹大意，掉以轻心。（2007年3月12日《中国青年报》）

　　比如，惠及全体国民的医疗体制的改革，基础建设、医疗救助、市场管理就涉及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改委、财政部、民政部、教育部、工商局等11家部委之多。“如果11个部门之间的利益协调不能有效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恐怕还是难以解决”。让人忧虑的正是，当下行政权力的肆意扩张，部门权力对利益的追逐，以及相关权力机构的利益竞夺，早已成了权力政治的寻常生态。2005年，央行建议取消房屋预售制度，建设部说商品房预售适合中国国情，不能取消，背后就有利益之争。国家发改委说教育乱收费200亿元，某部委说没有这回事，有些高校干脆称发改委的批评“胡说霸道”，自护其短却不以为耻。2006年，文化部启动“全国卡拉OK内容管理服务系统”，而国家版权局公布《卡拉OK经营行业版权使用收费标准》。文化部与版权局对KTV收费管理的争夺，更是非常明显。在调控房市的过程中，人们更是看到了一些地方政府对政绩和利益的可耻追逐。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我行我素，甚至大象的屁股推不动。

　　可怕的正是，一些权力机构将自己的利益融入政策法规的制定中，变成国家的意志强制执行。以至于行政法规部门倾向很严重，独缺乏维护公共利益的精神。在具体行政过程中，凡是能巩固、谋取部门利益的，就积极“作为”，争权夺利，凡是与部门利益相抵触、难以谋取部门利益的，则消极“不作为”。这使得一些能维护、增进国家利益和公众福祉的重大决策（如《反垄断法》、燃油税、内外企统一税率、数字电视标准等）迟迟未形成共识而难以出台，而一些对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有消极影响的重大决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行业垄断、外企“超国民待遇”以及很大一部分出口退税等）迟迟难以取消或调整。

　　当然，政府权力利益化也好，部门权力的利益争夺也好，都必须会损害和侵夺公众的公共利益，必然会影响到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影响着惠民新政的落实落地。对于10个婆婆管不好老百姓一顿饭，大家都身有体会。尽管农业部门负责监管农产品生产；质检部门负责监管食品加工；工商部门负责监管食品流通；卫生部门负责监管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则负责做好种植、养殖、食品、流通及餐饮消费的行业管理，环环相扣，分工十分明确，但有利的事儿大可以抢着干，无利的事儿却推着不办。平常都为获得权力而尽量多控制一些资源，真正有了负面后果时，谁都说与己无关。其结果食品安全事故接二连三，从福寿螺染虫到瘦肉精中毒再到多宝鱼涉癌苏丹红肆虐，弄得老百姓心惊肉颤。“吃动物怕激素，吃植物怕毒素，喝饮料怕色素，能吃什么心中没数。”

　　为此，张涛委员建议，国家要站在全局的高度对民生问题给予注意，大政策的出台要避免部门利益，综合性的改革不是一个部门的问题，需要中央成立高层次的专门机构，下设有全局视野和能力的执行机构，以摈弃部门利益，统一领导经济和科技体制以及其他方面的综合改革。无疑是正确的，也是可行的。遏制部门利益之争似乎也需要更大的权力制约。但我以为，这还仅仅不够。还需要对部门权力利益化，权力利益法定化进行认真的梳理和清理，需要对政府的角色进行准确定位，需要深化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清晰、科学的界定行政权力的边界，努力破除部门利益的土围子。坚决克服决策与执行不分，机构设置偏多，职权交叉重叠等种种行政弊端，力推行政问责和追究，强化政务的公开透明阳光操作，促使政府自觉转变职能，切实转变作风，建立廉洁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