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教材

　　中国气象局局长秦大河委员昨天在政协小组讨论会发言时指出，我国大学“关门办学”严重，部分教材远落后于科学进展。“我曾经看到一些大学教材，在我熟悉的领域，竟然还在用上个世纪40年代的资料。我当年就是用的这种教材，半个世纪以来这些内容都没有变化。

　　中国大学教材的诟病非从秦委员始，大凡上过大学的都感慨万端，尤其是一些应用性的、公共科教材（譬如计算机操作、法学等等），基本上都可以在书名后面再加上“历史”二字。“不思进取”的大学教材又如何能教出走在时代尖端的大学生吗？部分大学教材知识陈旧、内容与社会脱节、版式风格与大学生阅读心理相去甚远……更值得忧虑的是：某些“老龄化”的大学教材往往慢一拍之后就“真理变谬误”。2001年《中国高等教育》上就有篇批评文章《一部错误百出的重点教材》，力陈了新出版的《世界当代史》中15处历史知识性的错误。重点教材如此，自编教材就更值得担忧了。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教材？与其说我们痛恨的是大学教材“衣裳之旧”，不如说是我们对大学教材“内容之新”的吁求一直没有得到事实的回应。在这个问题上，有人认为基础理论学科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是不需要变革的，甚至以圣经的陈旧、可兰经的陈旧来类比，问题是，除了价格“苟日新、日日新”之外，内容整合、甚至封面设计原封不动的基础教材，怕还不如那些漫画卡通式的《圣经》来得可爱；而至于那些大多具有前沿性、时代性的学科，设若还在“两耳不闻窗外事”地自说自画，显然是一种“高级的不负责任”：增加了大学生求学的“沉没成本”不说，简直就是斯文的谋财害命。那些泛滥在大学校园里“一考就扔”的大学教材，怕也可以为当下的“大学生就业困境”作一个小小的注脚。

　　过时的“大学教材”之所以“长命百岁”而“不思进取”，其根本不在于教材之懒、而在于我国高校是大学任课教师与行政管理者共享教材“决定使用权”的制度设计使然。这种缺乏有效监管的学术民主“善政”事实上已经异化成了教材资源配置的“内部垄断”，完全置权力相对人——“大学生”群体于无可置喙的语境。这种现象业已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中大学生反映强烈的不和谐音，遗憾的是，谁也找不到清晰的权利救济途径，结果是学生买老师的教材、老师再贩卖自己的老师的教材，历年来在“大学教材”灰色空间里栽倒的大学教师触目惊心。比照欧美高校教材建设，人家也分为公开出版物和自编讲义，教育行政部门不直接组织高等学校教材的编写、出版和发行，但高度监管教材质量，譬如英国麦克米伦公司等一些规模较大的知名出版社都有一些各学科专业知识丰富、学术水平较高的组稿编辑，经常深入各大学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审慎约稿、订合同。我们的大学教材之“老化病”根源在于：贩卖教材的不钻研教材（不愁销路）、使用教材的不反思教材（经营学术项目）、被用的不能议论教材（无话语权）。结果是老教材很老、新教材不新，大学教材成了脱离市场下的自由计划。

　　要拯救我们“超龄”的大学教材，当下尤为关键的是要建立健全独立的第三方高校教材评估体系：对大学教材编写内容、知识体系和结构、出版成本和教材形态、最新教学技术应用程度等方面进行出版前、使用中和学习后的定期评估，以刚性制度让大学教材的质量和权利关联方的切身利益对等起来。让我们的大学教材，真正不枉“大学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