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廉租房困境在于政府角色错位

　　“ 西安廉租房盖好6年难入住，政府陷入分配困境”这一新闻经过媒体热炒后，似乎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通过中国青年报2月8日的深度报道，我们似乎正逐渐摸清其困境脉络所在。

　　从报道来看，这处廉租房小区共有6幢264套住房，对于人均住房面积少于7平方米的1．2万户住房困难户，就存在一个“谁先住”的价值排序问题。

　　而随着国家再次调整政策，廉租房管理转向“货币补贴（补人头）为主，实物配租为辅”，西安廉租房投入模式又出现了危机——廉租房政策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三：财政拨款、住房公积金增值收益和社会捐赠。当地有关部门归咎于社会捐助空白、经济压力大。但绕来绕去，还是一个政府投入严重不足的核心问题。

　　“廉租房与房价成反比关系，廉租房供给每增加5％，就会迫使房价下降3％——4％，其导致的必然后果，便是影响当地的土地出让金收益和GDP增长速度，加之没有明确的奖励、惩戒机制，地方政府建设廉租房的积极性就会受到影响。”这段话让大家恍然大悟——廉租房之所以成为6年空置的摆设房，是因为地方部门原本就希望其是一个“摆设工程”。

　　最近，国内各地陆续倒下了一批书记、市长，查阅其当年的“显赫政绩”，都是以推动当地房价猛涨、从而制造GDP泡沫而著称，而他们的腐败堕落，也往往来自于房价飞升背后的幕后黑金交易。不客气地说，目前一些地方的房价问题，不是一个经济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而是一个腐败问题。

　　有经济学家称，国家垄断是最坏的垄断之一。国家垄断在于将一切经济资源牢牢掌握，而分配权力实际上又落到少数人手上，于是形成寡头经营和内部人利益均沾格局。在房地产领域，腐败问题出现是必然的，它印证了一个常识——不受制约的权力容易滥权。有的地方经济落后，但是房价也不断攀升，就因为这种腐败甚至披上了一层合法制度的外衣。如一些地方的“经营城市”战略，一些地方的公办城市建设投资公司等。

　　当一种利益需求成为主导城市发展的公共抉择，政府可以动用最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行政资源，形成一个单向度推进的模式。如在城市改造、旧房拆迁、土地出让以及政府财政投向上，一方面极力压低民众的议价权、反对权乃至拒绝出售权，另一方面实行土地资源入口与出口的严密管制，成为“卖地政府”。

　　地方政府在廉租房建设上的“吝啬”，是与“房价收益”成反比的。住房领域的完全商品化态势，使得价格成为谋取暴利的主要途径。地方政府明显在廉租房建设上是一个“左右互搏”的矛盾角色——廉租房建设加快进度，不但要增加政府投入，还会影响当地房价走势。作为“经济人理性”考量，地方政府最好的选择是对廉租房建设的推委，尽管这成了民众所面临的最坏选择。

　　廉租房建设也好，中央对房价进行调控也好，首先要求政府部门与民众利益取向趋同。政府在房地产经营领域扮演严格中立的“守夜人”角色，在解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难问题上成为最大的公共服务提供者。事实上则是完全颠倒的。你很难指望一个市场惟一的经营者大发善心，宣布所有经营商品自动降价。没有外来竞争，没有消费者主权，由经营者指定的价格只会不断抬高，而你永远也等不到降价的时刻。

　　西安廉租房困境不是一个地区的偶然现象，而在于制度性的政府“角色错位”。这就是我对调控下房价“逆势上扬”现象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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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