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奖

　　首届钱端升法学研究成果奖于1月20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颁奖典礼。所申报的267项研究成果中，最终评出了包括一、二、三等奖和荣誉奖的32项获奖成果。如此庞大的获奖面，事实上形成了皆大欢喜的场面，参与各方基本上都能体面地退场。

　　但是说实在的，我个人并不认为多多益善的评奖结果是钱端升奖繁荣的表现。恰恰相反，我担忧在不远的将来，这么多的获奖会毁了这个有着如此严肃和深意的命名的奖项。

　　钱端升是我国知名的政治学家、法学家，其在1949年之前与王世杰合著《比较宪法》，独著《德国的政府》、《法国的政治组织》、《法国的政府》、《民国政制史》以及英文《中国政府与政治》等。尤其是《比较宪法》，至今依然是当代公法学者案头必读书之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二十世纪中华法学文丛”将此书列在第一部出版，商务印书馆百年纪念重印经典中，亦有这本《比较宪法》。

　　正因为如此，法政学界共襄盛举，设立以钱端升名字命名的学术研究奖，表达对钱先生的致敬与纪念。据我所知，这是法学界第一个以学者个人名字命名的学术奖，其分量自不待言。

　　爬梳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钱端升所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骨气、勇气和独立人格，也使得这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术奖更显荣光。

　　除了表达纪念，设立钱端升奖另有一层重要的意义，即让公众看到学界试图接续1949年之前法学政治学传统的努力。在1949年之后大约30年间，中国是没有政治学这么一门学科的，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说”的集大成者，政治学被完全地取消了。

　　因此人们很可能不知道，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1949年之前已经达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高度。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评选中，整个人文组（社会科学）的28位院士中，政治学、法学的学者就有王宠惠、钱端升、王世杰、周鲠生、萧公权等5人，可谓五分天下有其一。

　　与这样的学术地位相联系的，是法政学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占的重要位置。1937年国民政府派遣胡适、张忠绂、钱端升三学者赴英、美、法进行国民外交，这里面除了胡适是个杂家外，张忠绂和钱端升均是政治学出身。

　　就此而言，在物欲横流的今日学界能设立钱端升奖以弘扬先贤，可说是十分让人欣慰的一件事情。但欣慰之余，愚顿如吾辈，亦感觉到深深不安：每年有30多件作品获得钱端升奖，是否每一件作品都能够担当起这个名字所负载的殊荣？有没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良莠不齐的获奖作品毁了钱端升奖？如果钱端升奖真有一天降格为一个论资排辈、论名气排辈、人人见而得之的满天飞的奖项，那将是一个多么滑稽而可悲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物以稀为贵”的道理。对于钱端升奖来说，如果每年中国法学界只有一部作品获得此项殊荣，其效果肯定和一年有32项作品获奖大相径庭。若按皆大欢喜多多益善的思路操作，长此以往，钱端升奖在法学界内部轮流获得，将如同今日教授、博导满天飞一样，降低学界乃至社会公众对于钱端升奖的评价，并从根本上降低此奖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数量庞大的获奖将导致评选标准越来越低。就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状况而言，数量多但质量良莠不齐是不争的事实，“积贫积弱”的法学研究更是如此。大量的学术作品都是在课题、职称评定、发表数量等等产业化生产链中炮制出来的，别说什么藏之名山留之后世，就连作者本人恐怕都会对自己的作品汗颜。

　　要在如此局面下评出钱端升奖，即便评委都是精密的仪器，为了数量上的要求也难免会有削足适履、通融、将就的情况发生。这样一来，将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降低学术标准，为评选而评选，使得钱端升奖无任何公信力可言。

　　事实上，中国学界不乏各种“大奖”，但这些“大奖”往往最终都在丑闻中斯文扫地。前几年发生的长江读书奖风波是一个很显著的例子。法学界内部的情形更是如此。宪法学家周叶中剽窃事件后，有人对几年来的“十大青年法学家”评选结果做了跟踪调查，发现至少四分之一的获奖者已被揭发出有学术不轨行为。

　　窃以为，如果真想将钱端升奖打造成一项崇高的学术荣誉，那就必须本着宁缺毋滥而不是多多益善的基本原则。钱先生若地下有知的话，肯定会为此而欣慰。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