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有之乡”的现实冲击波

　　[内容提要]乌托邦不仅仅是人类特有的思想梦幻，它在宗教与世俗的意义上力大无比，基本主宰着人类前进的方向。在文化上，中国的“大同世界”与西方的“理想国”有着本别区别，但在梦想人类未来，幻想来世重生上却具有高度一致。

“乌托邦”。古典梦幻式“乌托邦”的阴影还没有散尽，近代代理性“乌托邦”也装扮上场，可怕的是现代科学式“乌托邦”依然不断地延续着历史的惯性。

　　[关键词] 乌有之乡 乌托邦 社会实践

　　“乌托邦”的东西是指不能实现的东西，那些追求“乌有之乡”的白日做梦者，常常受理性驱使作出非理性的、狂热的、危险的行动。不断地梦想未来是人类与其它动物有一个重要的区分，动物常常因不能理性的思考未来，缺乏灵活应对自然生存能力，经常面临来自于人类的、自然的，绝对意想不到的灭顶之灾。在这一点上，人类优越于动物，所不同的是人类为了实现“乌有之乡”，狂热到用“理性”的思考、“科学”的分析、大规模政治社会运动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一步一步地、自觉地走向自我毁灭。刘易斯·芒福德认为，“乌托邦”一词既可以用来指人类希望的顶峰，又可以用来指人类愚蠢的顶峰。[1]（《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美）迈斯纳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

　　一、“乌有之乡”的现实打击力量

　　“乌有之乡”并非完全意义上的梦幻，它蕴藏着巨大的物质力量。最早的乌托邦往往是以宗教和世俗两种形式交替出现的，宗教乌托邦的救世思想都要求人类从现在做起，持之以恒地行动，而并不劝诫人们忍受现世之苦难等待来世的乌托邦天堂。世俗乌托邦对天堂的追求有时也以宗教的形式出现的，用宗教乌托邦指引人类自觉行动。

　　在几乎整个人类历史中，人们对世俗生活最深刻的向往，最有效的改变，都是由许诺天国将降临人间的宗教乌托邦教义所造成的。欧洲中世纪农民革命运动就是农民受基督教教义的指引、鼓舞，激发了为实现世俗乌托邦革命。现代穆斯林革命运动也是在宗教的旗帜下，实现了世俗的宗教革命。即使在最世俗的现代革命和最科学的乌托邦运动中也不可能忽视宗教暗中相助的巨大作用。

　　“乌托邦”是人类的生存理想，它用艺术家的画笔勾勒出人类发展美好远景，随着人类认识世界的加深，现代乌托邦便以科学面目出现，将“科学”发现的物化规律引入到人类的心路过程，用人类思想的“科学”、“真理”和规律改造异类，物化同类。现代“乌托邦”的设想日臻完善，集体性社会行动也气势如虹，人们一旦误入其道便难以自拔。像希特勒日耳曼种族优越的帝国梦，从本质上讲，就是现代乌托邦对千年王国的狂热崇拜转化为的世俗政治运动，用集体的力量抹煞个性，其社会破坏力难以用数字估量。所以，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说，如果说乌托邦思想家们在他们所处的时代中曾经起到过批判社会和历史进步的作用，那么，现在他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二、“乌托邦”从至善开始

　　西方传统伦理政治观源于古希腊，当时最有影响力思想家柏拉图为人们设想出完美政治模型，即由贤人统治下体现了美德、正义与至善的道德理想国。他把实现“至善”作为理想的政治状态，主张城邦政治以伦理道德为基础，将美德和善作为人们公共生活追求的目标。

　　柏拉图在西方的乌托邦思想体系中有较高的地位，他在《理想国》中展示给人们一个为了某种善的目的而存在的道德共同体。柏拉图认为在道德理想国的金字塔等级结构中，贤人执政思想是道德理想国的核心内容。正义的秩序是由人来制定并由人去践行的，没有具备美德的人，正义的秩序和规则就只能是一纸空文，人的品性堕落是政治败坏的根源，要改良现实的政治，必须从改造人的本性入手，而只有哲学家才能承担这一使命。

　　乌托邦思想家认为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之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而位于理想国塔尖的正是集结智慧、美德、知识和权力于一身的贤人，贤人是正义的维护者，美德的传播者和理想国的统治者。

　　按照柏拉图的设想，西方世界历经千年，一直在寻找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王式的统治者，寻求人类社会真理式的发展轨迹，但是，所谓的哲学王的真理最终都演变为现实中真理的独断。柏拉图认为，真理是自明的，它只需要人们去认识，去揭示，而不需要论辩。这一理论开启了真理垄断时代，致使整个欧洲陷入了宗教的、世俗的“乌托邦”的精神恐怖之中。

　　三、大同世界也并非“桃花源”

　　　孔子言下的大同世界是建立在性善利他的道德化基础上的和谐社会。他说“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盗窃乱贼而不作”[2]（《礼记·大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2年版），高度概括了几千年中国农业社会的理想目标。

　　孔子把实现大同世界寄希望于“仁政”，他说统治阶层如果以德治国，民众会就象群星环拱北斗一样团结在周围并真心拥戴，他自以为自己就是那个通晓世界万象的、修身齐家平天下的“哲学王”，然而，他的智慧并未得到统治者的赏识，使其郁郁不乐而终其一生，可怜的“圣人”不得不将自己所有的希望寄托于他的学生，去实践他的“仁政”学说。

　　通过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3]（《论语》 文致出版社,1980) 达到上以恤下、下以尊上、上下同欲、和谐共赢、一体发展的“仁政”状态，是孔子的政治设想。为了更好的实现“仁政”，孔子进一步将仁政概括为“尊五美、屏四恶”，并把“尊五美、屏四恶”作为“仁政”的评价标准。统治者要按 “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 [4]（《论语》 文致出版社,1980）的要求树立形象，平定天下、赢得群众的拥戴。然而，孔夫子把统治者 “不教而杀”、“不戒视成”、“慢令致期”、“出纳之吝”。子曰： “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 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5]（人民出版社 《中国艺术百科全书》 《四书五经》 全4卷 2006-12）的行为，定性为“虐杀”、“暴戾”、“害民”、“小家子气”，恰好暴露了孔子劝君向善的世俗乌托邦本性。

　　孟子是儒家文化的继承人，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6] （《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方立天薛君度主编）。要统治者多为人民的生存条件着想，对残害百姓的君王，他痛加指斥，如果国君危害了国家政权就应“变置”， 可废可弑。孟子对儒家“仁政”学说的矫正，完善了儒学的政治学说，勾勒出“儒家乌托邦”制度框架，然而，正是这种“可废可弑”思想，是儒家文化经过“焚书坑儒”阵痛一落千丈跌入深渊，孟子也因此被历代统治者逐出庙门。

　　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降，各朝各代几乎都转而崇尚孔氏的“仁政”，而回避、遗弃孟子，尤其是对他“可废可弑”观讳忌莫深。纵观中国的“仁政”史，像陶渊明梦境中的“桃花源”和李白斗酒诗百篇后“梦游天姥吟留别”的幻影仍绕梁不断，而 “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理想仁治状态似乎从未出现，那些与“仁政”精神背道而驰的横征暴敛乃至“苛政猛于虎”的政治状态却屡见不鲜。

　　四、“乌托邦”的基因联络和真实征战

　　所有的乌托邦，都有一个绝对公正与智慧的哲人王式的人物领导者，《乌托邦》中的“哲学家皇帝”，《太阳城》中的“形而上学者”，《新大西洋岛》中所罗门院的“智者”，《基督城》中的“教师”的人。这种哲人王的理想可以追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他和孔子主张的仁者爱人的“仁政”，如出一辙，一般的讲哲人王式的领导者在一批知识精英们辅佐下，以绝对公正与善，统治他的国家或领地。

　　乌托邦主义者特别强调人类的意志，尤其强调那些持有真理和理性的天才人物的适时出现，这些天才人物的思想和行为通过道德的榜样和按照理性的指示形成的社会典范的感召力，会自然而然地吸引人的善良的天性。这可能就是人类幻想未来情感联络，但是，这种天然的情感，并没有改变宗教的、世俗的，东方的、西方的，阶级的、民族的等等不同类别“乌托邦”之间的理论挞伐与武力征服。

　　马克思把那些类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幻想谴责为“乌托邦的”，并对“乌托邦主义”提出了最猛烈的批判。马克思对乌托邦社会主义的批判，在本质上是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不了解现代无产阶级历史作用的批判。尽管马克思认为当时那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有些方案是凭空臆造的、稀奇古怪的，但他未必反对他们著作中描述的种种社会理想。马克思也并没有把他们的乌托邦幻想作为原则上不可能的东西而加以拒绝。

　　但是，马克思对中国式的“乌托邦”似乎没有进行过系统研究，对中国与西方“乌托邦”也没有进行过比较，这可能为中国“乌托邦”意外地免受暴风雨式的理论谴责。实际上，对乌托邦的研究上，中西方也有一些意外巧合，如，1613年，金尼阁神父带着利玛窦神父的日记返回欧洲，恰好康帕内拉在意大利写完《太阳城》。1621年，金尼阁神父在德国出版了《利玛窦中国札记》的时侯，培根又写出《新大西洋岛》。《利玛窦中国札记》介绍的中华帝国，像是一个现实中的哲人王统治的乌托邦：“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7] （中华书局 （意）利玛窦，金尼阁 著出版日期：1983-3-1）陶渊明发现“桃花源”乌托邦像一场梦，而西方人把发现乌托邦的过程描绘的离奇而令人神往。

　　《利玛窦中国札记》描绘的中国，出现在西方人的梦幻之中：中国处于东方海上一个遥远的、神秘的地方，是一个几千年与世隔绝的、封闭的、平静的、稳定的社会，西方不知道他们，他们也不关心西方。但是，西方人实现梦想，追求“乌托邦”的手段繁杂，其中革命与战争最为常用的。西方各国对东方的鸦片战争，不但撕破了东方大同世界的虚幻，也使自己的乌托邦之梦断于征战之中。

　　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社会发展角度称赞那些乌托邦幻想家们的著作的社会批判作用。他把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视为早期无产者革命斗争的最初的“理论表现”，他对克劳德·亨利·圣西门、查尔斯·傅立叶、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大加赞誉，因为“这些著作抨击现存社会的全部基础。因此，它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但是，对中西方乌托邦武力征战，尤其是对英国征服印度和东方时，马克思对此予以高度评，他说,“当英国人入侵印度,成立东印度公司对印度进行野蛮的殖民统治,给古老的东方带来了文明的曙光”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3页)。

　　五、“乌托邦”想用实践证明一切

　　圣西门是19世纪初叶法国杰出的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把他同傅立叶、欧文并列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抨击资本主义社会是“黑白颠倒的世界”，希望以一个“只在改善占人口大多数的穷苦阶级命运”的新社会来取代它。圣西门勾勒出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叫做“实业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人要劳动，人人有劳动权，没有失业现象，实行“按能力计报酬，按工效定能力”的原则。他虽然因空想不被人理解经常受人奚落，四处碰壁，家庭破产，自杀未遂，幸而靠他原来的仆人收留，才勉强度日。但是他是第一个主张通过社会实践实现“乌有之乡”的想象家。

　　罗伯特-欧文（1771－1858）是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及教育改革家。1800年1月担任苏格兰新拉纳克纱厂经理，推行改革计划，获得成功之后，他1824年他与自己的学生在美国印第安纳州购置了3万英亩土地，进行建立“新和谐公社”（“合作新村”）的“新和谐共产主义移民区”试验，1839-1845年在英国进行了一次“和谐大厦”、“共产主义公社”试验，也因缺乏制度支撑而宣告失败，最后他在极度绝望中离开人世，告别了他朝思暮想的“乌有之乡”。

　　马克思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所有的“乌托邦”，他从适应社会发展规律的角度，对未来社会理想所作的最动人的陈述。他认为：“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在迫使个人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以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他们的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经济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马克思在设想的理想社会形态的同时，还为实现这种理想找到了动力资源和阶级基础：无产阶级是一个大公无私的阶级，它通过阶级斗争的手段，实现对全社会的改造，最终完成人类最完美的社会进化。

　　人们对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的动力的价值判断，引发了用大规模的、有明确目标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实践，十月革命以及苏联的崛起实现了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但是，苏联的革命者并没有把阶级的国际革命热情保持下去，在他们历经精神和肉体上的磨难后，输掉了老本，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可怕的理想破灭。：俄罗斯共产党中央书记久加诺夫说：“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正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员以为自己想的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已有不能说都可以尽管做的特权福祉--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9]（《学术界》2000年第5期108页）

　　尽管在一定的时间里，苏联实现了用统一意识形态，统领经济、社会和政治以及文化思想道德的一切领域，设计出人们之间的各类现实和谐关系，规划出各种人为的、虚拟的制度模型。但是，这种全能理论和无产阶级对“真理”信仰，必然造就出全能领袖和忠实信徒，在某种意义上，阶级斗争的破坏力要远远大于建设力量。阶级斗争是人类理性的设计和集体智慧的结论，它在打碎原有社会关系的破坏力上无与伦比，但它永远不可能创造和设计一种符合无产阶级意志，是和社会发展规律的经济关系、社会形态、和谐文化。

　　五、无产者不能靠武力走进“乌有之乡”

　　无产者通过暴力革命，打碎旧的社会秩序夺取政权后，理所应当地成为社会主人，然而，他们必须要有自己的阶级意识，只有用自己的阶级意识，才能把一个贫穷、无助的阶级，打造为先进的领导阶级。阶级斗争的实践，不但打破了旧社会赖以生存的生产关系和物资基础，也使无产阶级主动地牺牲了自身的利益和个性自由。

　　无产者上升为领导阶级后，在执政的过程中却始终找不到自己原有的那些与历史吻合特性，也感觉不出自己机体上那一块是特殊材料，空留下一腔远大理想，最为可怕的是无产者在无情击碎其他社会阶级的梦想后，手握“放之四海而皆准”真理，充分利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精神力量，却奠定一个虚幻的物质基础，勾列出断层的社会关系，徘徊在寻找实现崇高历史使命的路径之中。梦断于通过人民公社桥梁走进共产主义天堂的时空隧道之中。

　　在中国的历史上，无产阶级从来就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存在过，是一个十分薄弱的、支离破碎的阶级，这根源于脆弱的近现代中国工业产业。一个弱小的产业阶级掌握阶级斗争的理论，经过近百多年的革命与各种形式的阶级之间的斗争，其阶级地位发生了巨变，从被剥削、被压迫的社会底层上升为国家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苦难阶层，尽管力量薄弱，但他相信自己代表着历史前进方向，是最具组织性、最大公无私、最有发展前途的社会阶级。这一特性使无产阶级历史地成为阶级斗争中最坚强、最自信的领导阶级。当无产阶级通过阶级成员有组织的社会行动足以改变世界时，组织性要求阶级成员必须忘记自我、大公无私的为实现阶级整体利益和长远目标奋斗，事实上，他们的个性也早已被革命的激情所磨平。

　　在当今社会，世界各国的工人阶级无不列外地沦落为社会的最底层，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世界各国的宪法都规定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都享有同等的宪法权利，甚至于在我国，国家宪法规定工人是统治阶级这样一个至高无上的政治地位。虽然在那个狂热的年代，一度有人似乎发现了通向了“桃花源”路径，在民间传唱着“人民公社是桥梁，通过桥梁到天堂”的歌谣，人们尽管充分相信通过十几年的时间，智慧的中国人就能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就能实现这种空前绝后的历史飞跃，但是，这种至高无上的政治荣誉既没有给与它上乘的阶级品种，有没有改变它实际的阶级地位。于建嵘却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失踪的阶级，正是由于“工人阶级”的政治概念化，没有形成明确的群体边界，使处于领导地位的阶级模糊化了。” [10]（《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 明镜出版社 2003年）

　　六、铁一般的组织，雾一样的前景

　　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组织性较强的阶层一般人数较少，最初，这些组织制定严密组织和纪律是对外有捍卫自身利益，增强阶级实力。历史上许多暴力性的组织都有一套这样的行规，具有很大的凝聚力、征服力和扩张力，只不过这些组织仅仅是以一个利益群体的面目出现。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自称无产者的历史责任已不再仅仅局限在自身的阶级利益之上，而是通过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的铁律，把无产阶级的力量凝集在一起，锻造出一个战斗力强大的集体。

　　鲜明阶级观点和维护自身利益自觉性，迫使他们依然沿袭了多数原则的统治方式，但他们忽落了少数服从多少就是牺牲个性，最终损害多数人利益的逻辑悖论。当他们用阶级暴力打碎旧的社会秩序，用自身先进性去改造和引导其他落后阶级，对敌对阶级实行毫不留情的专政，强力推动人类走向终极的社会形态的时候，也埋葬了自己的利益。

　　在现代民主制度的设计中，任何忽落个体权力的民主制度，最终都将演化为多数人的暴政，已经被历史多次证明。在我国发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从制度的层面印证民主与暴政演变进程。中国著名学者于建嵘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迷失的阶级,它没有形成自己的阶级意识，一开始他就把夺取政权和解放全人类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了。这种意识形态化的阶级意识，使中国工人阶级从一开始就迷失了它本来的利益和任务，劳工运动成为了政党之间进行夺取政权的工具。” [11]（《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 明镜出版社 2003年）

　　事实上，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自由的基础之上的，不在于极个别阶级的自由、解放。无论是建立统治阶级基础上的，维护少数人剥削、统治多数人的制度，还是标榜维护多数人利益理想社会形态，最终都会因阶级利益的局限性，走向实质性的反社会、反人类的不归路。在阶级斗争的社会实践中，无产者除了获得主人翁漂浮的政治荣誉外，也同样没有避免被边缘化的历史命运。信仰的力量既能产生凝聚人心、增强集体实力的力量，也同样能迸发出难以预料的、靠自身力量难以终止的破坏力。

　　于建嵘在分析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时指出，“工人本来的历史地位就决定，他们是与近现代工厂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劳动者，是一个没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群体。因此，我们要保护的不是他们作为统治阶级的权利，因为他从来没有成为统治阶级，也永远不可能当统治阶级，我们找不到这样历史的过程。”[12]（《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 明镜出版社 2003年）从于建嵘的分析判断中，我们可以认为，中国工人阶级有共同的利益关系，就是雇佣劳动者的利益，他们共同的阶级意识、利益追求、生活目标。我们要尊重、保护的是他们作为一个雇佣劳动者的权利，而不是任人宰割的地位，更不能漫无边际地去维护道义上的、虚幻的主宰国家权力。

　　“乌有之乡”并非完全的虚幻与乌有，在人类历史不同阶段，人类的幻想一直在激励着人类的行动，而每一次集体的、有目的社会活动都是在不断地推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人类也更加理性地看待自己的智慧与追求，更加理智地对待科学与真理，更加重视了尊重他人，善待自己。实际上，人类每前进一步，对世界认知面就会扩大一点，就会显示出对自然规律地无奈，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地无知，对实现美好理想地失望。

　　注释：

　　[1]（《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主义与乌托邦主义》（美）迈斯纳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1-1）

　　[2]（《礼记·大学》,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 1992年版）

　　[3]（《论语》 文致出版社,1980)

　　[4]（《论语》 文致出版社,1980）

　　[5]（人民出版社 《中国艺术百科全书》 《四书五经》 全4卷 2006-12）

　　[6] （《儒学与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页 方立天薛君度主编）

　　[7] （中华书局 （意）利玛窦，金尼阁 著出版日期：1983-3-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3页)

　　[9]（《学术界》2000年第5期108页）

　　[10]（《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 明镜出版社 2003年）

　　[11]（《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 明镜出版社 2003年）

　　[11]（《中国工人阶级状况──安源实录》于建嵘 明镜出版社 2003年）

　　来源：中国选举与治理网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