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胡锦涛同志近日对各级领导干部提出“讲操守重品行”的要求之际，北京市委出台了《〈关于党员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实施办法》。其中明确规定，今后副处以上（含副处）党员领导干部本人的婚姻变化应当向组织申报。这一新规由于歧义太多，恐怕会受到公众的质疑和非议。在我看来，就未免只是一款反腐秀。（2007年1月11日《北京日报》）

　　北京市委的新规初衷无疑是好的。一些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已经成为一个很值得警惕的问题。有媒体报道说，在全国各地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都有“情妇”，相当多的“干部腐败”与“包二奶”有关。许多反面教训亦证明，饱暖思淫欲，贪色必贪钱。在贪钱与贪色的恶性循环之中，一些官员不能自拔，只能沿着违法犯罪的道路渐行渐远。官员的婚姻关系健康、合法与否，直接关系着党员干部的廉洁与否。正因此，对生活作风提出特别要求，将有益于官员的自律与自束。

　　但婚变和婚外性关系却并非等式关系，即党员干部婚变申报制度，未能含概其婚姻关系的全部。婚姻自主自由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即使处级以上干部其正常的离异再娶实属当事人的权利，只要符合双方志愿和法定程序，组织上大可不必过问。也就是说，没有必要履行呈报程序。而组织上当管也必须管的是，官员包养情人、二奶、三奶乃至嫖娼之类的非法性关系。这种糜烂的性关系，不仅有违公序良俗，国家法规，亦违背党规条纪。何况，非法性关系是引发权钱交易和贪贿腐败的导火索。

　　如何管住官员的非法性关系，却并非仅仅设定申报程序就能迎刃而解的。吊诡的正是，任何一个贪官包养情妇，嫖娼宿妓的丑行，想瞒还瞒不过来，绝对不会主动向组织上申报的。倘是真有人包养了情妇，竟然给组织上打报告说，我喜新厌旧了，我有了年轻貌美的靓丽情人，我权钱交易了，也有钱养得起情人，不会让其饥寒交迫，绝对没有人权危机，请组织上手下留情，开恩批准，既便不是醉话，也是浑蛋一个。可见，所谓婚变需要呈报组织的制度设计，既不具有实际针对性，也不具有实践的可操作性。

　　当然，并非说领导干部的非法性关系就不能管，也无法管了。仅供述就与107个女人发生过婚外性关系的湖北原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嫖娼236人，且将其毛发，带血迹的内裤等236份“纪念品”存于铁柜之内的原海南省纺工局副局长李庆普，留下14本日记，其中大部分是与上百个女人通奸“性日记”的江苏省原供销社主任周秀德（朱兆龙《准风月今谈》由中国作家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等一批寡廉鲜耻，人面兽心的贪淫之徒，并不是生活在真空里，其伪装的再巧妙，掩藏的再机密，也必定有蛛丝马迹可察。可悲的是，即便这些台上君子风度，台下公猪本性的贪官丑行早就众说纷纭，街谈巷议，我们的职能部门居然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无形中助长了贪官的卑鄙无耻和胆大妄为。

　　一方面，这与权力的不受监督有关。但凡生活作风糜烂，贪色淫乱之徒，大多担任领导职务，手握财权人权，属于典型的小国寡君，“老股屁股摸不得”。另一方面，则与近些年放松对党员干部的生活作风严格要求、严明纪律和严厉处罚有关。甚至在很长时间里，组织上对于官员包养情人持宽容默许的态度，对于公众的反映和反感置若罔闻。以至于不少党员干部道德情操观出现了美丑荣耻的大颠倒。无论是花省长孟庆平的“放松放松”、张二江的“消除寂寞”、南京奶业集团原老总金维芝的“身份象征”、原浙江台州市宣传部长苏建国的“男人本能”，还是三湘女贪蒋艳萍的“女人玩男人不能不讲档次”论，并非没有市场和知音。

　　是故，要想真正净化党风，使每一个党员领导干部“讲操守重品行”，做一个高尚、有道德、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就必须实行辩证综合施治。既要强化官员的信仰教育，培养健康的情趣，使其“修身，齐家”，以良好的官德赢得百姓认同。更要主动出击，充分发挥公众举报的力量，严明纪律，加大处罚力度，决不可再采取漠然置之的宽纵态度。同时，建立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用制度管人，而不是虚应故事。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