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决定要做这则文字之前，可说是踌躇再三，这就是因为我不赞成的一种“说法”是我一向敬重的杂文家鄢烈山先生提出的——倘是别的什么人，我可以“单刀直入”。

　　当然，仅仅是尊重，还不足以促成我这样说，更重要的是我与鄢先生虽没有多大的过节，但闵某毕竟公开批评过鄢先生，而就我所知道的鄢先生的“大度”来看，到底恼我到什么程度，我是不愿意去想的。种花闻香，栽刺被扎，都属“天经地义”，或叫“木匠戴枷——自作自受”，没有什么好说的。

　　说来人贵有自知之明。闵某人写小文章的水平自是在鄢先生下下，也正因此，在此之前，鄢先生的文章在闵某人看来，都要算是顶好的，有时甚至还会推崇备至——这有我自己几年前挂在世纪中国网站上的一篇文字作证，想不承认都不行。也因为是这样，即使在我公开批评鄢先生之后的去年夏天，见有人在互联网上说鄢先生某篇文章是在“胡说”，我也还是跟帖，认为自己读着觉得还是“说得挺好”。也就是说，就我所读过的鄢先生的文章而言，印象中，只有前年他在《随笔》杂志上发表的那篇谈幸福的文章，我看了实在不知道作者要说什么或说想表达什么。当然，这也仅限于“心里想”。直到后来一天与武汉一位朋友通电话时，他忽然问我鄢烈山在《随笔》上发表的那篇文章是什么意思，我才知道，不明白鄢先生那篇文章想表达什么的虽不敢说是“大有人在”，可至少并不只有一个闵某。

　　再说李银河。迄今为止，闵某人在任何发表的文章中都没提起过她，不用说，李可能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上还有闵某这样一个人。平心而论，对王小波这位遗孀，几年前见他过于夸大小波成就，甚至还设想小波不是早亡，甚至很有获诺贝尔奖的可能，我嘴上不说，心里颇有“微词”：这种假设还是不说的好。

　　可从近年来，见此人不遗余力为国民争权利，又颇有好感。我觉得，先不说她所要争的权利是否符合“国情”(在我看来，有些伪君子用“国情”用“道德”来打李银河，客观上实在可以说成了维护某种体制的帮凶)，单凭她这种精神，尤其是在我们如此这样一个现状下，总是有它的积极意义的。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干什么的？依我看，特别是在尚未民主的社会，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启发民智”，为民众争权利。也正是从这一点来说，尽管迄今为止我没有发表过一篇支持李银河的文章，但现在要说：我支持她。既然一个权力者毛泽东讲矫枉可以过正，那么，在如此现状下，还仅仅是在个人私生活的权利方面，就算一个学者有所“过正”，难道就容忍不下就要群起而攻之吗？而况，尽管我也知道孔老夫子有“过犹不及”的大道理，可在我看来，李银河也并非就能算是“过正”呢。

　　拉扯上面这些之后，就想就鄢先生批李银河的观点谈几句自己的看法。当然，是否合乎情理，是否准确，也像鄢先生在批李的文章中所表达的一样：“尚无把握”，但同时也还是像鄢先生在文章中所说：“对自己表达的基本观点是有自信的。”

　　先说鄢先生1月5日发表在《现代快报》上的《别太把李银河的话当回事》在互联网上到底又掀起多大波澜，因缺乏了解的兴趣没有上网去看。我只想“自说自话”。不过，鄢先生是文章大家，字里行间肯定裹着不少“意思”。真要想完全“解析”，至少是需要做一篇大文章的。而我这里仅就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说几句，还乞鄢先生不怪罪我挂一漏万才好。

　　若是把鄢先生这篇文章的观点既集中而又分开来说，批李银河的主要有两点，这就是：一、李银河不该主张某些权利；二，李银河的这种主张是含“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而且是偏执地强调个人权利的那一种”。至于其余“枝杈”，自然都是为这“两点”服务的。如果我说的这两点鄢先生也没什么疑义的话，就允许我“得寸进尺”地再说一句：这两点其实还可合而为一，即说因为李银河属于“偏执地强调个人权利的那一种”的“个人主义”或叫含有“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因此才会主张在鄢先生看来不该主张的那些权利。若是我的理解并非错得离谱，我也就可以接着说下去了。

　　可能连鄢先生也不能不承认李银河虽然提出了一些主张，“为中国人争权利”，但她本人“并非同性恋，不喜欢婚前性行为，觉得虐恋危险，也恶心换偶”。此外，鄢先生还说，“不论是对于我们这些李银河言论的受众，还是李银河本人，都应当将她的话看淡些，一家之言而已。接受不接受，赞成或反对都很自然”。这几句话应该说是分明在告诉着世人鄢先生的大度，我觉得也说得挺好。既然如此，鄢先生为什么要来反对要来批判呢？原来，前面那些话都不过是“铺垫”不过是“树靶子”。请看，“首先，你主张一个人应有这些权利，不必讳言，就必然带有支持乃至鼓励的意味，就是为这些行为‘正名’，就是要社会承认其正当性，就是谴责社会对同性恋、一夜情、换偶、虐恋等行为的歧视和打压，就是对有这些行为人的鼓舞。这与你自己做不做无关。好比，李银河不想当总统，却说女人有权竞选总统，当然是对女性参政的支持和鼓了。”引文中一连几个推理的“就是”非常有力，李银河想躲都躲不开。而更不好的是，据说这段话所说的“这一点”，李银河居然还不承认，因此也就让鄢先生“我不明白”。

　　其实，我们如果不是别有用心，李银河就是承认了这段话，我觉得除了像“虐恋”这种行为应该不能容忍外，说社会那有些现象不应该采取歧视和打压的方式，难道就错了吗？这里说的是一种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在很多文明国家都已经受到了宽容，至少没有像鄢先生现在这样似乎赞成歧视和打压。既然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为何就不能容忍呢？如果硬要说：容忍就是鼓励。我怎么听着，都不像是一个写过无数争民主自由的文章的人所说的话，而像是一种专制者的腔调，并且印象中蒋介石大约就说过类似的话——而况后面还跟着那些“就是”呢，真有置人于死地之势。

　　当然，鄢先生还有话要说，说什么呢？这就是一容忍同性恋、允许一夜情，允许换偶，就会导致——至少是有可能导致“近亲繁殖”，而“只要还有家庭，近亲繁殖仍然不利于优生，人类的性交往就还不能充分自由”。看！这是多么严重。李银河只是主张对有些现象不要“歧视和打压”，于是，我们偌大一个社会，十几亿人，有了几个，不，就算或有了一些同性恋，有了一些人换偶，有了一些人搞一夜情，鄢先生就能得出有点“国将不国”甚至“人类将不人类”味道的结论。这是不是有点耸人听闻或叫夸大“结果”呢？

　　我最不明白的是，鄢先生因上面所说的那些，就要送李银河那样一个“主义”的桂冠。如果一个人说了几个什么“主张”，写了几篇文章，就可算作一种“主义”，那么不少写文章的人其中自然包括鄢先生在内，真不知头上要堆起多么高的“主义”的帽子。而在某些国家，政府一听说某人居然成了“主义”，那是要惊出一身冷汗的，并且在冷汗之后往往就要想法来惩治这种“主义”了。难道鄢先生有心要政府惩李乎！反正我是不大相信的。

　　末了，我想说的是，即使是“个人主义”的“自由主义”，就一定不好吗？巴金当年还曾信奉过“无政府主义”哩。即使就按鄢先生所说，李银河所提倡的“是偏执地强调个人权利的那一种”，只要在法律许可之内，难道不可以吗？难道鄢先生还嫌社会在限制我们个人权利方面太少吗？再说，因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马克思主义，因此主流信奉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可好像就连马克思自己都不承认有什么“马克思主义”——这又该作何解呢？我们至少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和《恩格斯致保·法拉格》的两封信中通过恩格斯的转述都可以看到，马克思说他不知道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在恩格斯致康·施米特信中的原话是：“正象马克思关于七十年代末的法国‘马克思主义者’所曾经说过的：‘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474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又在致法拉格的信中说：“所有这些先生们都在搞马克思主义，然而是十年前你在法国就很熟悉的那一种马克思主义，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同上，第476页)

　　既然连被世界多少亿人都认为是一种“主义”的“当事人”都不承认自己是那种“主义”，那么，鄢先生怎么能就这么轻易地送人家一种“主义”呢？如果照鄢先生的逻辑，李银河可不可以说鄢先生这样说话也是一种“主义”？至于是什么“主义”，我不是李银河，自然不知道她会怎么说，也更没想过越俎代庖。

　　只是如果鄢先生对别人送他“主义”他也不想要的话，我完全支持。不过这就会让人由此联想到，是否可以说：“李银河什么‘主义’也不是”呢？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