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在最近出版的《病榻杂记》中称，他希望“三顶桂冠一摘，还了我一个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欢喜。”这三顶桂冠指的是民间封给他的“国学大师”、“学界泰斗”和“国宝”称号。（《北京娱乐信报》1月7日报道）

　　中国的恭维文化或者说崇拜文化可谓源远流长，这是几千年文化史留给我们的最微妙也是最沉重的遗产。大多数社会贤达人士，对于民间、学界、业界所给予的桂冠、溢美之词、浮华之言，往往是欣然接受并化为自我意识的。而对另外少数人而言，这些真真假假、富丽堂皇的巧言令誉则成了一种不堪其扰的负累，每每却之再三但仍挥之不去。

　　盛名之下，其实难副。饱受赞誉的季羡林先生显然深谙其理。孔夫子说，年过七十从心所欲不逾距，已迈入耄耋之年的季先生终于可以卸下伪装，毫无挂碍地直陈心中烦恼，而不怕再被人戴上“矫情”、“不识好人心”的帽子。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便恭维文化的绑架性力量何其强大、何其缠绕，仍然有一种艰难的拯救力量：文化自觉和文化反省意识。

　　其实，说恭维文化是一种绑架性的文化病灶也不准确，它俨然是一场“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文化合流：其中的一方——多是各个领域的精英、知识分子——对“身份话语”拥有欲说还休却昭然若揭的深度渴望，用布尔迪厄的话来讲就是一种高傲的“贵族心态”。据此，他们可以获得一种身份标识和自我超越性的幻象，并大面积生产一种恭逢心态；而其中的另一方——多是逢迎之士和投机分子，或许还有浸淫其中丧失了批判立场的无意识的人——则投其所好、投怀送抱，绝不吝惜溢美之辞，口若悬河般的粉饰、涂抹。于是，恭维文化便在二者的合谋中日渐坐大，蔚为壮观。

　　然而，正是因为“恭维”形成了全民族的集体意识，以致今天我们把它当成一种文化接受下来。保罗·约翰逊在《知识分子》中所强调的“人比概念重要，人必须处于第一位”的真知灼见遭到彻底的遮蔽和抛弃。当一个人被赋予“大师”、“泰山北斗”、“国宝”的时候，我们再也不会关注他到底做过什么，他的功绩是否实至名归，我们仅仅看到了一个“神龛”就跪了下来，顶礼膜拜、念念有词，却全然不知道它到底是谁，来自何处，又去向哪里。

　　这个时候，季羡林先生像《皇帝的新衣》中那个纯真的孩子一样站了出来，指出了神龛的欺骗性和不可靠性，自称自己连个“国学小师”也算不上，怎能忝列“国学大师”之列？这种无以复加的“文化示弱”，是那么的突如其来、不留情面，不知道曾经赋予季先生“大名”的民间、官方人士作何感想？不管他们作何感想，反正我看到的是一个已入“澄明之境”的老人的道法自然，和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自省品质。

　　反观其他的“泰山北斗”们，有谁真正具有季先生这样自毁神龛的勇气？季先生不想让大家说他是“国宝”，但笔者想，从勇气和批判品质这方面来说，他确实是“国宝”，不能说硕果仅存，也是花果飘零了。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