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姑娘成某乘坐快巴时手机被抢，司机当时迫于威胁开门放走劫匪。成某认为司机失职，索赔未果遂告上法庭，法院却认为司机只有提醒责任，没有当场抗击的义务（1月6日《信息时报》）。

　　此案无疑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有待破解的案例。迄今为止还没有哪条法律规定，在公交车上出现劫匪时司机必须坚壁

　　清野、门窗紧闭，直到抓住犯罪嫌疑人为止。司机是否开门放贼，考验的是道德而不是法律。正是因为考验的是道德，笔者才认为，诸如此类的事也不宜过于苛刻。

　　但这么说，并不代表公交司机和公交公司就可以豁免一切责任。毕竟，当乘客买票上车就等于是与公交公司达成某种契约，公交公司有义务保护乘客的生命财产安全。在人身权益面临伤害的时候，公交司机可以开门放贼，但事后的补偿措施却必不可少，这是起码的道义良心，也是契约正义的题中应有之意。我们可以宽容司机面对威胁开门放人，但绝不能宽容公交公司事后对乘客的权益置若罔闻。

　　我们也看到，法院在此事上一味强调在刑事上适用法律，而看不到公交公司在民事上理应承担的责任与义务。这也就意味着，以后再出现此类情况时，被偷被抢的乘客既得不到来自司机的道义援助，事后也得不到赔偿。

　　从某种意义上讲，对这种事的事后赔偿，之于公交公司是一种道德补丁，之于乘客是一种权利补丁。而法院也应该促使公交公司建立这种“补丁意识”。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