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公安部党委正式印发《关于加强基层所队党风廉政建设的意见》。明确基层所队长问责制，规定凡发生包括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滥用强制措施致人死亡等五种情况的，所队长要引咎辞职或责令其辞职，并依照有关规定从严追究其党纪政纪责任。（据1月5日中新网）

　　仅仅是由刑讯逼供制造的悲剧，这些年曾一次次的震慑过我们的心灵。佘祥林与聂树斌就是两个令人心碎的标本。如果不是佘祥林“被害”的妻子意外“复活”，他终生将背负着杀人的罪名；而那个早就被“正法”的聂树斌之所以还能让人记起，是因为真凶最终落入了法网的意外供认。现在，公安部出台基层所队长问责制，到底又能起到怎样的效用呢？

　　显然，基层所队长问责制考虑到了这些年发生的诸如刑讯逼供、滥用枪支警械伤人事件，多发生于基层警察身上，寄望于通过明确基层主管部门的领导责任，来控制种种警察滥权现象。但是，在我看来，这个基层所队长问责制令人感觉遗憾多多，它注定也无法成为根治基层警察滥权的良药。因为警察滥权，绝不仅仅是因为基层主管部门的纵容，其关键在于相关制度设计上存在的问题，造成了那些滥权警察被查处的风险过低。

　　为什么会出现诸多的警察滥权现象呢？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那些滥权的警察很多时候非但不会受到查处，反而常常还会因破案有功而被授予“破案能手” 之类荣誉称号。不要忘记，诸如限期破案、破案指标的要求，都是摆在基层警察面前的现实压力。而案件破了，指标完成了，警察受表扬，领导可升迁，大家可以弹冠相庆。在如此的压力与动力之下，动用刑讯逼供这类的手段，对于警察与其基层领导而言，往往带来的利益要往往大过可能产生的风险。

　　正如法国著名的作家蒙田讲：刑讯逼供不足以揭示案件事实的真相，只能够考察一个人的忍耐力。佘祥林出来之后是这样说的“他们关了我十天十夜，轮流审问，连打带骂，不让睡觉，谁能受得了呀？”“你看看我这指头，已经有一节丢在监狱里面了，你看看我这脚趾，到现在还没长齐整，你再看看我这腿，这儿，这儿，都是伤疤。能不挨打吗？……”当一个人被折磨到了如此“生不如死”的境地时，警察所需要的口供自然很容易得到了。

　　其实，所有的警察滥权行为得不到有效控制，归根到底，都是这种行为本身风险过底，肇事者可能付出的成本代价极小。而这样的现实，恰恰就是因为相关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还以如何防止刑讯逼供为例，这些年法学家们开出的良方其实并不少，比如，在审讯犯罪嫌疑人时，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允许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在场；对审讯过程全程录音录像以备庭审时采用等等。问题是，这样的建议，要么停留在纸上争议阶段，要么只是个别地方偶尔作为“试点”的来使用，根本得不到普遍的推广与实施。

　　与此相应的是，对于刑讯逼供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这样的呼声，仍然无法得到落实。试想，如果不能由侦查机关举证证明自己没有实行刑讯逼供，那么，又怎么可能改变基层警察那种“重实体、轻程序”的作风呢？他们又怎么可能改变重刑化倾向呢？这样一来，基层警察滥权行为得到只能更多的回报，而不是风险。而相对于基层警察来说，由此带给基层所队长的回报可能更大，风险则会更小。更何况，现在这个基层所队长问责制，规定的的还是“致人死亡”这样少数极度恶性行为的风险。这一切，都注定着基层所队长问责制，根本不可能成为遏制基层警察滥权的良药。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