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广州市公开提出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城等等，有人认为2006年中国城乡已全面“开战”，我很赞成这个判断。2006年有三件事给我留下至深印象：餐风饮露的街头小贩崔英杰刺死了北京城管李志强，两人都成为过于理想化的城市管理目标的牺牲品而令人扼腕长叹，由此引发的社会反思当不亚于当年导致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孙志刚案；农妇田金珍自费2000元自编自导了一部反映留守儿童的电视片《千里寻母记》，制作成了附近多个乡镇最好卖的DVD并且出现盗版；广州市全面取缔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由此将直接导致十数万人失业。

　　三件事，都直接关系到中国的一个大趋势——高密度城市化。高密度城市化对于古老的中国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良好机遇。国内消费不足、就业不足、环境恶化、自然资源匮乏、小农经济衰败、基层民主举步维艰、100万人口以下的城市和乡村内耗重重等，都有望通过建立超大城市来缓解甚至彻底解决。但城市很多时候不仅显得措手不及，而且往往使政策效果适得其反。

　　中国的精英阶层往往令人失望，无论是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一进城就急于洗干净裤脚上的泥，却不洗干净头脑中的泥。急于和社会底层划清界限，划身份而治，而缺乏更为深广的历史担当和道德情怀。在华人学者当中，只有少数几个学者如周牧之先生、清议先生、谢国忠先生等对中国的高密度城市化有零星的关注和研究，周谢二位还应该算海外学者。谢国忠先生认为，中国最大的城市应该有超过5000万人口，即超大城市。这当然是一家之言。但考察亚洲地区人口高度向首都等地集中的事实，像东京已经有至少3000万人口，占日本全国总人口四分之一，我们也不难得出类似的结论：中国的人口向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集中，是一个不可改变的现实。就像一个巨大的“磁石效应”——城市越大，对人才、资金等的吸附作用也越大。也可以说这是“城市的万有引力定律”——城市自身的质量和能量越大，其引力也越大。

　　城市越大，失业率越低。其背后，是规模经济上升所带来的效率。其中，最重要的效率来自人口分布。例如，一个有着5000万人口的大城市，可以让大型超市变得像便利店那样可行。社会和产业分工也越细密，它将提供比中小城镇和乡村多得多的就业机会。谢国忠先生的研究表明，大城市的人均收入一般比中小城市更高。东京地区的人均收入比日本平均水平高60％，纽约和伦敦的情况也类似。而在发展中国家，像里约热内卢、孟买、上海这种大城市的平均收入，高出全国平均水平的幅度要更为可观。这种现象的关键，在于规模经济。巨大的人口会让公共交通变得有利可图。地铁在多数城市都是不赚钱的，香港和东京是极少数例外，因为它们的人口庞大而且集中。而中国的城市应该比它们更大。而且，汽车废气这一最明显的城市污染，也可以在超大城市中得到解决。因为规模经济可以使地铁实现赢利，从而可以有效地减少私车。

　　在治理水和空气污染方面，由于超大城市人口高度集中，可以承担更高的治污成本，从而有效地治理污染，同时治理垃圾和污染也会成为一个巨大的赢利性产业。

　　但是，居庙堂之高的绝大多数城市决策者以及我们的一些知识精英似乎对高密度城市的恐惧多于乐观，直接导致我们的制度准备处处逆历史潮流而动，阻碍城市化尤其是大城市化的进程。比如，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仍在把人口控制作为城市的重要目标，结果在城市交通、教育、社会保障等规划上处处被动；农民仍然无法享受到最基本的国民待遇，公民的自由迁徙权利被各个城市一一肢解；城市管理和规划“嫌贫爱富”，自行车、公共交通为小汽车让路，公民就业为“马路上的面子”让路；房地产价格过于昂贵，土地成本占到房价总成本的一半以上，像北京著名的限价房广渠路36号，意向销售价格9500元/平米，光地价就高达5647元/平米，地价占59.44%，温州个人集资建房成功拿地的那一块，地价更占到房价总成本80%以上，而村民们仍无法用自己的土地建房出售，导致各大城市周边“违章建筑”无数……制度缺乏前瞻性导致城市化的混乱，进一步加剧人们包括“城里人”对高密度城市化的恐惧，恶性循环！高密度城市化的制度入场券在哪里？遍寻中国找不到！

(责任编辑：张学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