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上书人大，这是近几年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频繁出现的一种现象。从2003年五位法学教授上书人大为孙志刚呐喊，启动对收容遣送制度实施状况的特别调查开始，在短短三年多时间里，仅有报道的公民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上书就有十五件之多，主要内容涉及户籍制度、暂住证制度、强制婚检、公路收费、养路费征收、对造假者惩罚性赔偿、航空旅客伤亡赔偿标准、业主自治、保护虚拟财产、消除歧视就业、涉黄示众等诸多方面。

　　应当说，公民频频上书全国人大，就立法缺陷、法律漏洞及司法执法问题，提请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进行违法审查，以期弥补法律之不足，制止和纠正司法执法之偏差，这是现代公民主体意识增强的重要表现，也是公民崇尚法治、维护法制统一和法律尊严的具体行动，它是中国法治进步的必然结果，也是不可缺少的群众基础。我们应当为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权利意识的提升感到欣慰和高兴。

　　然而，从法治建设的整体状况看，公民频频上书人大并非全是喜事，其背后也隐含着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暴露出我国当前法治建设进程中的种种缺憾。

　　首先，这暴露了法规规章及相关规范性法律文件备案审查机制的缺陷。按照宪法、立法法及有关规则的规定，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地方有关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及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制定后，均应当履行备案程序，分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进行备案。“两高”发布的司法解释也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严格来讲，备案过程其实也是对相关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司法解释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过程。让人不解的是，许多“秃头虱子”式的矛盾和冲突都不能在备案过程中得到解决和纠正，凸显了备案审查程序的虚置。

　　其次，暴露了法律实施反馈机制的的缺陷。按照规定，行政机关、执法机关和司法机关在行政管理、执行法律和适用法律过程中，发现法律内部的矛盾、冲突和漏洞，均应当依据法定程序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或国务院进行裁决，而事实上法律内部的诸多问题却很少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并积极上报得到妥善解决，这不能不说是反馈机制的一大遗憾。

　　另外，我国缺乏对规范性法律文件的司法审查制度，使得全部法律矛盾、冲突和漏洞问题都不得不追根溯源式地寻求全国人大常委会解决，客观上造成了公民关于法律法规缺陷的问题投诉无门；要解决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尽管它不必然引起审查程序，也可能石沉大海，永无音信。

　　看来，要彻底改变公民频频上书人大的特有现象，必须健全监督机制，拓宽监督渠道，增加公民权利救济途径，让公民不上书也能有效解决问题。

　　（作者为山东政法学院法学副教授）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