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城管执法都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呼吁、建言文明执法的民意之声颇高。新年第一天，成都市城管局开始实施的一项举措令人耳目一新。当天，成都市城管局正式施行敬礼、告知、执法的三步文明执法程序制度，对于不按此程序进行执法的城管人员，情节严重的将被责令离岗处理。（昨日《华西都市报》）

　　然而，实施后的情形却令人颇感意外。当城管执法人员发现违规摊贩并打算上前敬礼、执法时，十来米远的小摊贩们似乎突然受到警告，纷纷结束手中兴旺的生意推起自行车就走。等城管执法人员走到近处时，小摊贩们全部都已经自行离开，预想中的敬礼根本就无法实现。

　　难道推行文明执法错了？是不是当下的守法环境，根本不容执法者天真浪漫般地妄想什么“柔性”、“人性化”执法？又或者是如人们惯常的表态：推行文明执法方向是对的，但目前违法情况太普遍、公民法律素质太低，还不能施行文明执法那一套？

　　我们认为，以上三点疑问都不能成立，推行文明执法，不仅方向正确，且已然势在必行，没有丝毫可予变通和延迟的道理。小商贩看到城管撒腿就跑，已经不可辩驳、不容乐观地证明了这一点———看看吧，这恍如“老鼠见猫”的执法关系，把长期以来野蛮执法的恶果，演绎的多么淋漓尽致。

　　其实，我们实在不应该把“敬礼、告知、执法”看作多么先进的执法理念，更不应该把它理解为执法者可贵的道德自律。在某种程度上，这样的执法举措成为新闻，我们甚至应该感到尴尬和难为情。时间的航道已经驶入2007年，在距今十多年前的1996年10月1日，我国《行政处罚法》正式施行。在这部法律的总则中，立法者以人民的名义载明：实施行政处罚，纠正违法行为，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所给予的行政处罚，享有陈述权、申辩权；在第五章中，专章规定了行政处罚的程序，比如：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

　　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媒体上见到这样的报道：自今日起，“酒后驾车、非司机开车、闯红灯和‘涉牌’等违法行为已被列为四条‘高压线’，违规者将一律按照法定的处罚上限标准予以罚款、记分甚至拘留”：“河南农民进城卖瓜遭城管野蛮执法，西瓜被摔烂，满地都是”……

　　所以，一点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已经开始严格尊崇法律程序执法的成都城管，会遭遇“信任危机”。请不要责难小摊贩只知道按照旧有习惯行事，也不要妄加揣测他们因缺乏现代公民意识而不敢正视执法者。一个人对周遭的态度，取决于周围环境对他的态度———在爱与善的呵护下，一个人不会轻易去伤害他人，因为心中已播下温暖的种子；相反的情形恰如鲁迅所言：对待自己的孩子，“你从小不把他当人，长大了他也成不了人”。

　　因此，成都城管的执法遭遇，只能再一次告诉人们，我们推行文明执法的步伐慢了，我们必须重新估量程序正义的价值。

　　时至今日，隔阂已经产生，偏见亟待消弭。错误的执法习惯催生了公民错误的行为判断，由此而呈现出来的，是畸形的社会关系。对此情形，最为廉价也最为糟糕的应对策略，是沿袭旧有习惯，不作丝毫改变，比如有人就说了：现在还不是推行文明执法的时机，应该继续“严打”。

　　我们认为，这样的懒政论调是极不负责任的：如果你认为现在时机不成熟，那请你开个时间表告诉人们，什么时候时机成熟？难道时机可以坐着等来吗？我们坚信，点滴努力，就有点滴进步；天天向上，才可能豁然开朗。推进文明执法，就要从“敬礼、告知”开始。成都城管这样做了，也许有点晚，但我们仍愿意不遗余力的表达赞赏，且希望他们百折不回。

　　（新京报社论）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