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玫瑾是公安大学研究犯罪心理的专家，被誉为“中国犯罪心理画像第一人”。陕西高院在死刑核准权收归最高院期限到来前三天，拒绝了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请求，对邱兴华判决并执行了死刑。李玫瑾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关于邱兴华案件判决后的3点想法》，我读后颇觉不爽。邱兴华犯的是恶贯满盈的大罪，却又是心理表现非常奇特的怪人。李玫瑾的《想法》不仅没给人释疑，反倒让人添堵，好在原文不长，又交代了来龙去脉，为了便于讨教，冒昧地全引于下：

　　“很多人给我打来电话，问我对邱判决的看法，我想一一说不如用博客的方式告诉大家。我只想说3点：1、今后若是每起案件都有人出来说：“被告有精神病！”那么，法庭应该怎么办？——所以，我说：要么就修改《刑诉法》，凡杀人案都做个“司法精神病鉴定”！要么，就把权力交给法庭，我们都闭嘴。否则，就抛开法庭，来个社会公审？显然不行！2、此案的判决，不是法庭如何做的问题，是法律赋予法庭权力的问题。所以，在现有法律范围内，陕西高院做出自己的判决没有可指责的。3、我们不能只看到司法鉴定之事。还应看到：我们缺少这样的法律，即使精神病人作案，虽不判死刑，但也要终身监禁，或终身监禁在精神病院。没有这样的规定，也是对生命的不负责任。”

　　讨教之一：担心给邱兴华做了“司法精神病鉴定”，今后“凡杀人案都做个‘司法精神病鉴定’”，法庭招架不住，所以就拒绝给邱兴华做“鉴定”。如果这个理由能够成立，从此，再不必给任何人做这个“鉴定”了，因为无论谁做了这个“鉴定”，都有可能导致李教授所担心的结果。法庭从此不必担心招架不住，但《刑法》要改，其第十八条所谓“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与“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就从根本上失去了存在的意义——既然按“规定程序”所要求的“鉴定”没了，其余的一切自然无从谈起。

　　讨教之二：无论什么样的案件，只要法庭是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力作出自己判决的，谁也便无可指责。如果说来，最高人民法院要是不收回死刑的核准权，陕西高院想判谁死刑就判谁死刑，不管证据是否充分，不管程序是否正确，说得针对性更强一点，即不管嫌犯是否患有精神病，就都算“在现有法律范围内”，谁也都“没有可指责的”。照李教授的逻辑，河北以杀人罪错杀的聂树斌案，湖北以杀人罪错押的佘祥林案，也就都“在现有法律范围内”，自然也就都该“没有可指责的”？

　　讨教之三：照李教授的说法，即使真遇杀了人的精神病人，由于没有法律可将他们终身监禁，那么，也可以不管《刑法》有没有相关条款，判个死刑方为上策。如此说来，邱兴华没有精神病，由于有现行的法律，该判死刑；邱兴华有精神病，由于没有终身监禁的法律，也该判死刑。反正都得判死刑，做不做“司法精神病鉴定”也便失去了意义。就算李教授的话合乎法理，也合乎逻辑，在“终身监禁”的法律条款形成之前，也得先把《刑法》第十八条删去，否则，陕西高院的做法就有违法之嫌。

　　我以为，给邱兴华做“司法精神病鉴定”的请求，如果仅是邱兴华及其家人提出来的，李教授的说法尚有服人之处。但提出这个请求的，是刘锡伟教授，无锡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精神病学专家；是贺卫方、何海波、何兵等五位来自清华、北大、中国政法大学的教授、法学专家。他们关于邱兴华有可能是精神病人的或然性请求，有着无可质疑的法理与逻辑的力量。相比之下，李教授的说法，不仅不能服人，反倒道破了陕西高院的悖论所在：要忠实于《刑法》第十八条，将无法面对许多现实的尴尬；要回避现实的尴尬，只能让《刑法》第十八条打折。陕西高院赶在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前三天了结此案，除了证明最高院收回死刑核准权的合理与必要，还为司法实践再提供了一个很恶劣的案例——法律完全可能在现实的需要面前缩水、走样。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