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嘭”的一声枪响，喧嚣已久的邱兴华杀人案尘埃落定。从“精神病鉴定”争论中暂时走出来的媒体，重新梳理案件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带有自省性的问题：邱兴华的家属和11名被害者的家属都是受害者，但邱家人获得了诸多救助，得到五六千元的社会捐款、政府送来了米面油、家里人用上了手机、电视机装上了接收

　　器……而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11个被害者家庭，尽管几乎都同样丧失了“主心骨”，断了经济来源，却没有得到任何赔偿，他们的求助也没有得到任何方面的回应。（12月30日《华商报》）

　　当被害人之一熊万成的妻子、有些弱智的尹行巧抱着9岁的儿子哭诉“我和儿子咋办呢……”的时候，我们没有理由不反思：为什么会有这厚此薄彼的差别？我们又该如何化解这厚此薄彼所带来的伤害？

　　有人说，原因之一，是媒体对邱案的报道几乎是一边倒，一些人只记住了邱兴华的凶残及其家属的可怜，而不知道和不了解无辜被害人和家属的贫困生活，舆论的导向影响了公众的心态。原因之二，一些网络舆论中，邱兴华甚至被渲染为“侠客”，类似于“名人效应”的关系，令他的家庭得到了更多的捐助，“公众的基本道德判断受到了挑战”。这些说法或许都有点道理，却也不尽然，更无力于化解目前的窘境。

　　首先，为弱者鼓与呼是传媒的职责，但媒体的义务是把问题的是非公开报道出来，关注最新的话题、把更多的文墨聚焦于案件的“焦点”几乎是媒体的天性，把过多的东西都架到媒体头上，让它去承载一切社会正义的实现，那恐怕是“无法承受之期待”。而对于社会救助倾向于邱兴华家人，窃以为这是一个不该受到任何谴责的举动——邱兴华的家人也是受害者，他们向这些受害者伸出援助之手，我们没有理由说三道四。

　　在这个厚此薄彼的问题上，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捐款、资助毕竟只是一种带有自发性质的个人调节，其调节能力注定是有限的，甚至是会有些偏差的。最能被弱者所依靠的，还是国家与政府的救助机制。

　　“社会”调节可以缓解很多社会问题，但这种自发调节注定是靠不住的。这些年，我们在国家、个人之外，更加关注于“社会”的说法，但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带有抽象性也不具有机制性特征的说法，我们不能把救助社会底层、维系社会稳定、实现社会公平的全部重担，期待于这个不稳定、无法预期的“社会调节力”上面。

　　在社会资助的“厚此薄彼”面前，政府不能作旁观者。在邱兴华案中，邱兴华就曾在法庭上说：“我愿意赔，但我没钱。”而被害者家属也知道邱兴华无力赔偿，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只能通过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做一次无望的努力。结果果然如此，邱兴华被判了死刑，却没有涉及赔偿的问题。从9月份开始，被害者家属就一次次把求助信送到镇政府、民政部门等单位，希望能得到救助，但到目前也没有任何结果。

　　可以想象，同样的厚此薄彼肯定大量存在。我们毕竟不能残酷而简单地告诉被害者家属：邱兴华穷，赔不起，你们失去顶梁柱，就认倒霉吧。

　　国家与政府应该考虑制定国家救助机制，对于被告人不足以赔偿被害人损失的，而被害人的生活又非常困难，甚至难以为继的，进行救助赔偿。个别自发的捐款出现“厚此薄彼”的偏差或许还不可怕，如果政府的救助体系忽视了这种“偏差”，就令人担心了。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