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最近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应高等院校学费偏高的有关评论时说：“从2000年到现在，6年过去了，按国家规定的标准，大学学费并没有提高。”（12月26日《第一财经日报》）

　　在舆论纷说学费偏高的语境下谈大学学费6年不涨，显然是在强调控制学费标准的努力，甚至暗含着这样一种逻辑：经济飞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在提高，以6年后的经济状况来适用6年前的学费定价，还嫌高吗？

　　学费高与不高，不能以标准的陈旧与否来判断，而应该以公众的切肤之感来评说。虽然标准还是6年前的标准，但“学费杀人”、因学致贫、因学返贫的事件几乎没有间断过，高校内的贫困生数量有增无减，从草根百姓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再到卸任前的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多少人都认为大学学费已经超过了老百姓的经济承受能力？即使官至副部级，张保庆不是也感叹“我和我夫人两个人的工资加在一起，也只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大学”吗？

　　所谓6年不涨，并非是没有涨的想法和欲望，而是改革之初定价太高了，以致经过长达6年的居民收入增长，都不能抵消当初定价与居民承受能力之间的差距。与此相伴的，必然是公众长达6年的艰辛求学路。

　　退一步说，即使学费标准与居民收入在理论上相符，屡禁不绝的乱收费让学子家庭又何以堪？回望6年，乱收费一直在延续——2002年江苏省审计厅专项审计省属46所高校，查出违规收费2.63亿元；2004年国家审计署发现18所部属高校违规收费高达8.68亿元，占当年全部收费的14.5%；2005年北京市审计局查出4所高校乱收费189万元……卸任前的张保庆说，全国乱收费的高校大概有四百多所，占高校总数的20%。乱收费得不到有效遏制，无异于提高了收费标准，这对显性提高学费标准无疑是一个掣肘。

　　所以，学费标准6年不涨，对公众来说，并非一个喜讯，只能说明求学问题一直处于维艰状态；而对有关部门来说，则是显性收费在6年前预定过高，且对隐性收费遏制不力，涨价空间提前被挤掉了。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