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广州市有关部门近日在答复该市政协委员邓金石的提案中透露，目前广州市相关部门拟组建城管公安机构，从根本上解决城管队伍在执法行动中面对暴力抗法却被动挨打、束手无策的尴尬局面。

　　的确，目前的城市管理中，城管执法者的生命安全有时会面临危险，不过，是否有必要专门为此组成一个城管公安机构，专门保护城管安全，这值得商榷。

　　从操作上讲，此做法有很大难度。目前国内基层警力正处于不足的状态，基层警力属于一种宝贵而稀缺的公共资源，城管中若常设公安，那将意味着大量警力的闲置和浪费——毕竟暴力抗法并不常见，因此城管公安工作的性质很容易演变为“穿警察制服的城管”，无法履行其应有的职能。

　　政府对社会的管理是要讲成本的。现实中，遭遇“暴力抗法”的不仅有城管，工商、税务等部门都有。如果给城管配公安，那么是否也应给其他执法部门配呢？执法部门内部如果都常设公安，那我们国家的警力不知道还要扩充多少，国家财政要背上多么沉重的负担。不可否认，给城管配公安的目的是预防和及时制止犯罪，但中国需要加强犯罪预防的领域很多，总不能为所有的部门内部都配备警力吧。

　　城管公安制度更大的弊病在于，它可能损害了执法者的公正和中立的地位。须知，既然是“公安”，维护的应该是公共安全，是社会整体的利益，而非某一部门、某一群体的安全和利益。人们不会怀疑城管公安在城管遭到“暴力抗法”时挺身而出，可是，当有城管执法者采取“暴力执法”的方式，践踏公民的生命财产时，城管公安这时能果断站出来制止，将施暴者绳之以法以维护法律的尊严吗？若城管公安此时不作为，那么在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也许比“暴力执法”更严重。

　　上世纪90年代开始，许多大型国企的内部公安机构都脱离了企业，近几年，铁路所属企业的公安的管理权也开始移交给地方。可见，公安部门回归“公共”角色，成为一个中立的秩序、权利守护者是法治进步的必然趋势，而现在城管公安却反潮流而行之，将公共权力私有化、部门化，这无疑是法治的倒退。

　　城管执法者的确需要安全保障，但安全不是靠防暴头盔等装备的强大来实现，不是以国家暴力机器———警察作为后盾和震慑实现。这些不断强化城管优势地位的措施，也许在一定时间内会有些效果，但矛盾不会因此而化解，反而不断累积下来，孕育着随时可能爆发更严重的危机。

　　因此，城管执法者真正的安全保障，从当下来说，只能靠他们对工作的改进。只要文明执法，按法律程序执法，多站在行政相对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体恤民生的艰难，改变“以罚代管”，严格约束自己的自由裁量权，那城管执法将能最大程度获得公民的认可和理解，冲突的发生几率也将大大减少。

　　从根本上说，城管的安全保障要靠城管体制的改革，即，城管转向公共服务。城管手握的“重权”回归相关执法部门，例如查无证经营还给工商，查餐饮污染还给环保，查违章占道还给交管等。惟有卸下城管的层层权力重担，才能远离冲突的中心。与此同时，城市进行人性化的管理，例如像乌鲁木齐等城市那样，在城市划出特定区域，商贩只要登记并缴少量费用就可以摆摊，而城管此时的职责只是进行协调、服务而已。

　　本月初有消息说，广州市正考虑设置统一摊点，方便无证商贩经营。这种变堵为疏的办法才是改变城管执法困境的明智做法，至于建立城管公安，还是算了吧。

　　（新京报社论）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