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广州市政协委员苏宝玲提交了《给“走鬼”一条出路——先安置，再整治》的提案。据本埠媒体报道：广州市建委及城管部门在对提案的答复中表示，广州将对“走鬼”施行分类管理，有关部门正在个别行业上研究抬高进入广州生活人员的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本报昨日就此刊发社论《警惕城市的傲慢与公然歧视》，对其质疑。昨日，广州市有关部门人士表示，“广州拟抬高入穗门槛，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的说法是误解。广州不会、也不可能在任何行业上实行“地区歧视”，外来工和本地人的工作机会是平等的。

　　有关部门针对“歧视”误解，能有此番明确的“反歧视”表示，令人宽慰。当前，人口流动日益加剧，社会公平牵动人心，我们愿在这问题上多说几句，以此寻求政府与民间的最大共识。

　　当前城市管理中的诸多问题，如果坚持以一种自大封闭的城市心态来看待，以城乡对立的视角来求解，解决前景将无从觅得。以困扰广州多年的“走鬼”问题来看，反复强调“全市70%以上乱摆卖人员属于外来流动人口”，所造成的逻辑后果似乎就是：只要将外来流动人口以某种方式挡在城市门外，乱摆卖问题即可全部解决。如此简单片面的认识，不仅在价值上与平等正义的发展诉求背道而驰，在社会治理思路上也会走向死胡同。

　　当前国内的城市管理问题，深嵌在户籍制度与城乡樊篱的体制性背景之中，而这些体制背景多年来所遭到的价值批驳与深刻检讨，几乎已令其丧失合法性。这一方面使得新的社会观念在民间快速生长，另一方面也使得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城市政府可以借助的制度手段和政策工具更加有限。然而，城市毕竟不只是城市居民的城市，它还是全体国民的城市，从经济发展规律看，城市吸纳农村人口是必然的趋势，以不合理的户籍制度来进行城市管理，这在道德上和价值上乃至客观规律上都将陷入困境。因此，城市政府不应该斤斤计较于一城之得失，而应以更宽广的国家视野、更深刻的国民情怀、更包容的时代同情心，来看待城市管理所遇到的问题。

　　毫无疑问，广州是发展中国家的广州，也是转型中国的广州，它不可避免地会呈现出发展中的特点、转型期的问题。同时也意味着广州对整个国家的发展负有责任，对全社会的进步要分担代价。如果城市政府认为，这座城市的全部荣光都属于自己，而所有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与包袱都与己无关，甚至在底层民众乱摆卖问题上，都只想将他们赶出城去独善其身，这样首先否定了城市的存在价值，其次也将令城市丧失活力和竞争力，更难以得到全体国民的尊重。必须看到的是，一方面，通过持续的城市化转移农村人口，将是未来不可抗拒的发展潮流，广州这样的先发展城市必将遇到更大压力，另一方面，将广州的发展置身于国家、国民共同的历史境遇之中，以时代的同情心消解先发城市的自大敌意，将会使城市管理获得更大的历史能量与进步空间。

　　回到治理“走鬼”的现实中来，对当前城市中的乱摆卖现象并非就只能纵容。适当的管理仍是必要的，但“只禁不管”野蛮的管理方式则一定要取缔。事实上，当前城管执法之所以异常敏感紧张，不在于乱摆卖引发的民众内部矛盾达到何等严重的程度。种种迹象表明，今天民众对于城市“脏乱差”的耐受程度，要远高于弱势群体遭受社会不公的耐受程度，更何况还有城市居民对于“走鬼”的，内在需要等深层原因。这也正是为什么“走鬼”破坏城市环境可恨，但如果城管野蛮执法掀摊打人，却往往更令民众出离愤怒的原因。

　　广州此次亮出对“走鬼”治理的“反歧视”底牌，将这一困扰城市多年的复杂问题，落定在跨越户籍公平对待的价值框架内寻求答案。这无疑是可喜的一步。城市治理固然问题重重，甚至会旷日持久胶着无序，但向这些基本的价值共识迈出一步，更长久的解决之道也必定可期。

　　（南方都市报社论）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