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期，国内对外资政策的检视和讨论相当热烈。总的来说，倾向是认为中国目前资金供给已经相当充沛，不需要大量外资来补充资金。因此，对外资利用应当从“量”转向“质”。包括：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限制外资的“恶意并购”，特别对于可能控制中国关键产业部门或可能造成市场垄断的外资并购，要严格加以管理，等等。

　　应该说，对这里提到的一些具体政策，如取消外资的“超国民待遇”、限制恶意并购等，我是同意的。但是，这些政策的提出背景，有关的讨论环境，却让我不无困惑。最主要的是，在目前的讨论中，一些基本的经济发展战略问题未被涉及，很多观点更带着狭隘民族主义的情绪和强烈的政治投机气息。

　　举个例子：像限制恶意并购这个话题，其实无论内资外资，对其恶意并购行为都应当严加管束。外资的投资主体在境外，或在中国法律管辖权之外，所以对外资的管理宜格外严格，这都顺理成章。但是现在有人谈起这个话题，却似乎把“外资”和“恶意并购”画上等号，而对内资是否有恶意并购倾向闭口不谈。拿前一阵闹得沸沸扬扬的徐工收购案来说，凯雷收购徐工固然不一定是“善意”，但某国内企业家在博客上公开叫阵，报出不靠谱的收购价格，这种行为难道就一定是对徐工的“善意”吗？固然，这位国内企业家自己宣称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但凯雷也可以宣称它是伟大的白求恩式英雄，收购徐工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发展”。为什么大众舆论几乎盲目地信任这位国内企业家、而一边倒地怀疑凯雷呢？我这里绝不是说，外国人比中国人更值得中国人信任；我只想指出：当舆论盲目地将“中资”、“外资”划分成敌我两个阵营时，一切政策讨论就都会偏离理性轨道。

　　在这种浮躁和泛政治化的语境下，辩论双方很容易喋喋不休地相互指责，那些真正要害的、基础的问题，反而遭到忽视。比如说，关于所谓“市场换技术”。主张限制外资者认为，过去20年的引进外资，市场其实没有换来技术，所以外资政策失效了，要改弦更张。而那些主张继续扩大开放的人，就不断举出各种例子，试图证明市场其实是换来了很多技术的。双方辩来辩去，却没有人停下来当头棒喝一下：“市场换技术”这个大前提是否本身就错了？引进外资难道一定就是必须放弃“市场”，难道不可能利用引进的外资开拓新的市场吗？另一方面，引进外资的最基本目的，一定是为了获得“技术”吗？为什么不是为了扩大就业或者是为了降低金融风险呢？如果“市场换技术”这个基本前提错了，那么，目前绝大部分关于过去20年引进外资政策成败的争辩，就都是无的放矢。

　　又比如说，关于所谓“外资过多”的辩论，也忽视了一个基础前提：外资单独是不可能“过多”的。一个经济体的流动性是否过剩，只有把内资和外资结合起来看才有意义。而中国的现状却是内外资的投资渠道和环境相互割裂，要综合评价这二者就相当不方便。例如：在一个自由的资本市场上，投资回报率能反映资金的稀缺程度。套用这个标准，则目前外资在华投资的平均回报要高于内资私企，更大大高于内资国有企业(根据世界银行最近的一次调查结论)，结论就是外资相对于内资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当然，正如我刚刚说过的，这样的比较没有多大意义，因为内资和外资的税率、准入门槛等，都千差万别。换言之，在能够建立起相对自由的资本市场和相对自由的汇率制度之前，谈论外资究竟是否过多，只能是捕风捉影。如果从这样一些捕风捉影的论据出发，匆忙得出“外资过多”的结论，再动用一些行政手段去调控外资，其结果只能是将本来相互割裂的内外资市场体系变得更加割裂，让长远情况更糟。

　　最后，我还想说说所谓外资的“超国民待遇”。外资在税收方面享有优惠是事实，我一贯主张尽快实现内外资税制并轨，消除内外不平等。但这类优惠称得上是“超国民待遇”吗？如果说是，那么中国企业的“国民待遇”是什么？比如说，外资企业目前在华实际综合税负为11%左右，而发达国家企业的综合税负大概是5%-8%。像工资支出可计入成本这类针对外企的“优惠”，其实也不过是国际通行法则。因此，与其说外资企业在中国享有“超国民待遇”，不如说是中国国内企业没有享受到应有的“国民待遇”。就这个话题而言，真正的症结并不在我们的外资政策，而是在内资政策。要优先改进的，也就是后者。

　　(作者系国际商业战略顾问)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