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某种程度上，渎职侵权犯罪比贪污犯罪危害还大”，最高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厅副厅长宋寒松日前表示，“我们曾对1998、1999、2000年三年查处的案件比较分析：贪污贿赂犯罪平均案值是25.8万元，而渎职犯罪平均285万元。”(《人民日报》12月15日)

　　“渎职侵权犯罪比贪污犯罪危害还大”，宋寒松对渎职侵权犯罪危害性的这一论断，可谓一针见血、振聋发聩。前者平均案值10倍以上于后者，就是明证。而据统计，今年1至10月，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的渎职侵权案件达5715件7082人，重伤660人，死亡425人，给国家造成直接经济损失达35.5亿。这表明，渎职侵权犯罪虽然看上去是“不揣腰包的腐败”，但它却是国家、人民的“腰包”乃至生命安全的极大威胁。

　　其实，所以说渎职侵权危害更大，深究下去，还不只是因为存在这些看得见的惨重的财产生命损失，更在于，与贪污贿赂相比，渎职侵权往往因其数量的更为众多、行为的更为日常隐蔽，而对国家的法治秩序基础以及基于此的社会和谐，构成更为巨大的潜在腐蚀、破坏力。

　　既如此，生成渎职侵权这种“不揣腰包的腐败”的根源究竟何在并如何预防呢？对此，宋寒松认为，是因为“社会的整体认知度不够”——“相当一部分国家工作人员认为，只要不谋取非法利益，就不构成犯罪”“有的认为渎职是‘好心办坏事’，在所难免”，因此，“关键是要提高公众对渎职犯罪危害的认识”。

　　不过，除了“认识”这一主观因素，笔者以为，造成渎职侵权真正更为关键的根源恐怕还在客观方面，也即渎职侵权赖以发生的权力方面。无疑，如果我们承认，与贪污贿赂一样，渎职侵权所以是腐败也是权力滥用的结果的话，那么，权力本身的状况，就是考察和分析渎职侵权根源绕不开的一个根本枢纽。而究竟是什么样的权力状态，导致了渎职侵权的发生乃至泛滥呢？笔者以为，最突出的一点也许就是权力配置本身的过多过滥。

　　对此，看看近来许多地方政府公布的“权力清单”，不难得到一个直观而深刻的印象，比如，根据四川成都最近公布的权力清单，该市仅行政处罚权就有4715项；而湖南省的权力清单则显示，省直部门行政执法职权“家底”为5700项；在北京，法制部门公示的清单表明，该市拥有行政执法事项达8735项……

　　虽然，我们很难具体指证上述这些行政权力，究竟都有哪些被用来渎职侵权或更易导致渎职侵权，但可以肯定的是，权力项目如此浩繁广泛，必然会为渎职侵权的滋生提供肥沃的土壤。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当前行政执法领域普遍存在公共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利益化的背景下，许多行政权力的产生、设置，本身就是部门自我赋权、利益膨胀的结果，这正如中央党校周天勇教授指出的，“一些执法机构存在的重要目的仿佛就是为了罚款”(《21世纪经济报道》11月27日)。如此一来，要求这样一些权力不被滥用、拿来“渎职侵权”，岂非缘木求鱼？

　　此外，与权力数量过多过滥相对应的又是，权力与责任配置的失衡失调。本来，有权必有责、权责须对等是国家法治对于权力运行的基本要求，但在现实中，权大责小乃至于有权无责的现象却相当普遍，以至于经常能看到这样的权力问责现象：以纪律责任代替法律责任、以行政处分代替刑事处罚。比如监督国家“腰包”的重要法律——《预算法》，所有的违法责任就都只规定了行政处分。

　　因此，要想将“为害尤烈”的“不揣腰包的腐败”遏制住，笔者以为，除了要加强主观认识之外，清理和改变权力过多过滥、权责不匹配这个客观根源，应该是当务之急，刻不容缓。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