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关于山西假记者盛行的报道见诸各大媒体，一时间引起了人们广泛关注。仅山西省吕梁市针对假记者泛滥开展的集中行动，在短短3个多月，就查出80名假记者，其中44人被移送司法机关。

　　为此，新华社12月12日发了时评《是谁让假记者如此猖狂？》。新华社时评认为，以下原因造成了山西假记者盛行。其一，一些小报小刊对记者站疏于管理；其二，假记者之所以敲诈勒索屡屡得手，还因为有些单位自身确实存在问题。正如新华时评援引吕梁市一位副县长的说法：“假记者欺负得我们实在吃不住了，但又不能把他抓起来，没办法，咱有把柄抓在他们手里。”一位黑矿主坦言，他一年共接待了20余批假记者，花费10多万元。一些执法部门及非法煤矿是假记者活动最为频繁的场所。由此不难发现，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山西一些停产多年的小煤窑还在生产的报道。记者前期拍摄完后马上给有关部门通报了情况，可留守在现场的记者则拍到的是有人给私采矿主通风报信。在随后记者跟随执法部门到现场之后，那些执法者竟然为私采矿主隐瞒实情，说什么这些小矿“已经关停整顿很长时间了”。

　　笔者不禁要问，究竟谁给了假记者那么多可乘之机？既然此地有那么多“有缝”变质的蛋。那么，履行新闻监督职能的当地媒体呢？如果他们在第一时间将这些“变质蛋”给曝光了，还有那些假记者借采访敲诈被采访人的机会吗？

　　为什么在新闻资源这么丰富的地方，当地媒体反而集体“失语”了？这其中难道就没有利益关系在其中，莫不是假记者劫了真媒体的“财路”？

　　前不久，笔者看到了赵牧先生的一篇文章《记者高勤荣出狱了》。说的是8年前，《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在《人民日报》内参以《山西省运城搞假渗灌浪费巨额资金》发表文章，揭露山西运城耗资两亿多的欺上瞒下的“形象工程”的事。其后《焦点访谈》以及众多媒体在同年9月份连续作了报道。然而，就在此事不久，高勤荣因涉嫌受贿罪、诈骗罪、介绍卖淫罪被判刑。

　　笔者不敢说赵牧先生关于高记者的判刑和其写批评报道有必然联系，但就其写的报道内容来看，没有什么功利性在其中，所以能上《人民日报》。稍有新闻常识的人都知道，写这种报道与个人没有任何好处，远不如讴歌某地方领导或者企业家来得实惠。

　　笔者还想起了2002年中央电视台经济风云人物刘姝威，在她以600多字的一篇小文章揭示了上市公司蓝田神话的时候，她的生命同样受到了威胁。可此时，发表她文章的杂志社却一再强调不负文责……有人说她获得年度经济人物有点那个——她不过是说了“皇帝没穿衣服”的那个孩子。可如今说真话的孩子还有多少？至少说明一个事实，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一些媒体竟然选择了“失语”。更有甚者，一些媒体还演起了猫鼠同眠的游戏。难怪那地方假记者泛滥，原来是角色反串了。悲呼？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