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世行公布中国120个城市投资环境评价报告，引人注目的是，北京、上海、广州三大城市群的“首位城市”都没有进入“金牌城市”行列，而让位于东部沿海中等城市。排名结果所示，那些拔金夺银的城市中，经营者不必支付太高的时间税。所谓时间税，主要是指企业与政府打交道的时间成本。报告人指出，企业支付“时间税”的多少已经取代硬环境指标，成为中国城市吸引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但在我看到的所有有关评论中，没有人关注到城市群的问题。事实上，尽管北京、上海、广州没有进入“金牌城市”名单，但其在周边城市中的巨大区位影响，仍然是无所不在的，甚至某种程度上说，三大“首位城市”的不同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其周边城市能否进入金银牌城市行列。

　　在世界银行的此份报告中，杭州、青岛、绍兴、苏州、厦门、烟台名列前六，成为“金牌城市”；北京、大连、东莞、佛山、福州、广州、江门、宁波、上海、深圳、天津、威海和珠海成为“银牌城市”。稍加分类就会发现，进入金银牌城市的，珠三角城市群中计有东莞、佛山、广州、江门、深圳、珠海六个（均为银牌）；长三角城市群计有杭州、绍兴、苏州（以上金牌）、宁波、上海五个；京津冀都市群中计有北京、天津两个。

　　在三大城市群中，广州的“首位城市”影响并不明显，一个佐证是：深圳的常住人口已经快赶上广州的水平了，都早已超过1000万，但珠三角城市群基本上都能各自平衡发展；上海的影响力最明显，它以1800万人口以及通商口岸的巨大拉力，拉动周边省份和城市的迅速发展；周边城市的迅速发展，又反过来使上海的地位被水涨船高地托起。一个巨无霸型的超级城市群在长三角的崛起，事实上已经没有任何悬念。而北京的“首位城市”影响力最弱，甚至于在周边城市和省份中有点鹤立鸡群遗世独立的味道。事实上，北京的发展与政治优势密切相关。所谓政治优势，就是可以充分利用首都的优势进行配置资源。这样的发展模式，必然不是市场经济最优的帕累托改进，而是一种零和博弈，甚至是负和博弈。备受关注的“环京津带贫困圈”的形成，就与此直接相关。

　　而在平等合作的基础上，发展的路径完全不同。据悉，为了货物和人更便捷交通，当年有的首位城市在和周边地区发展交通建设的时候，地方政府没钱，不少时候是由首位城市方面筹集建设资金，旁边中等城市的地方政府只需要负责征地。这就不是由发达地区向不发达地区吸附资源，而是在向不发达地区“反哺”了。这样的平等合作，显然更有利于区域的快速、平衡、可持续发展。

　　在内部发展的环境上，北京的平等与自由程度不及广州和上海。比如在户籍管制问题上，北京户口仍是世界上最难办的户口。而孩子们要在北京参加高考，也远比广州和上海难。北京的版图面积比上海和广州大得多，但它的常住人口却不多，1500万左右，非户籍常住人口只有400万左右。而上海常住人口是1800万，非户籍常住人口达600万。

　　在国际上，围绕首都形成了一些比较著名的“首都圈”，像大伦敦区、大华盛顿区和大东京区等。马克·杰斐逊在1939年曾经提出了“城市首位率”的概念。首位城市，即它总是比这个国家的第二位城市大得异乎寻常，在国家中发挥着异常突出的影响。这一点，在亚洲国家中体现得非常明显。比如日本东京人口超过全国的27%，韩国首尔超过43%。中国地域广大，未来将会以城市群为中心，出现多个“首位城市”。上海是，北京必然也是。那么，如何对内对外谋求平等、平衡发展，以充分奠定和发挥“首位城市”无与伦比的重要作用，是城市管理者必须考虑的问题。它要求管理者跳出狭隘的城市观念，从“区域”和城市群的角度看问题。“真正的城市规划，必须首先是区域规划”。

　　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吉尼翁在发表《世界发展报告2006》时表示，机会均等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正变得越来越紧密。只有尽快地实行机会均等，一国的经济才能得到健康而稳定的发展。事实正是这样，不论个人、企业、区域城市群还是国家发展进步，自由和平等都是其核心灵魂。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