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合肥12月13日电:安徽省阜南县向县直机关和乡镇下达招商引资任务,致使一些职能部门疲于应付。县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於俊华因没完成下达的400万元单位招商引资任务,最近受到党内警告、行政记过处分,并被宣布停职检查。
阜南县把“招商不力”的矛头对准了安监局长,我们却要把矛头对准阜南县。在这里,逻辑常识发生了根本性的扭曲——安监局长的本职工作似乎不再是为了保障当地的安全生产监督,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而是成为“招商引资”的一个棋子,其工作的全部意义被强行定义为完成了多少招商指标。这种对于政府绩效考核及任职追求的颠覆,才是对当地良性发展最大的危害。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设有一个老板要在阜南县投资煤矿,投资总额达到几百甚至几千万,他自然是当地政府眼中的“大客户”,要捧之若宝了。可老板提出安全指标不用过关、甚至需要当地职能部门帮忙弄虚作假的要求,招商心切的阜南县政府答应不答应?迫于压力的安监局长答应不答应?
显然,当招商引资成为主导一切的指挥棒,当招商引资背后的政绩制造思维牵引了阜南县政府领导人的大脑,一切行为模式都会围绕这个价值中心展开,并且形成一个稳固的利益圈,凡是违反相关指令者都会面临被踢出圈子的威胁。安监局长去招商引资本是不务正业,但在阜南县却成了其保住职位的惟一途径,安监局长被停职也不是因为出现了重大安全事故,而是招商引资的任务完成情况没有达到上级期望值。试问,这样的地方政府还能履行保一方水土之责吗?
别以为招商引资能给当地带来多大实在收益,恰恰相反,民众才是地方政府一窝蜂招商引资的受害者。当地方政府为了招商引资不顾一切时,它就会抛弃许多应当肩负的责任——为了某个引资客观的化工企业,环境保护责任可以被扔在一旁;为了让企业获得“廉价劳动力”,工人们的收入、社保等底线保障都被压至极限;为了完成招商任务,可以不惜破坏既有的法律法规,随意减免税收、圈占土地甚至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作为“利益诱饵”来招引企业……
总之,政绩考核下变异的招商引资现象,是人治化和“非法化”的。它在把招商指标层层分解到部门、个人身上时,也在无形中纵容了某些部门、个人为了招商引资、破坏法制和市场游戏规则的举动。它本质上是一种利益文化,是为了少数官员乌纱帽的利益,侵犯广大民众的利益;是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而牺牲长远的环境、社会利益;是为了政府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强迫其他下属遵行潜规则,并且滥用国家公器,变成个人为所欲为的工具——县纪检委、县监察局分别下发“关于於俊华同志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的文件,居然以红头文件的堂皇形式,来宣布一个明显违反官员任免程序、违背民意的处分,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美国政治学学者戴维·伊斯顿从政治学系统分析论出发,认为公共政策是政治系统权威性决定的输出,因而得出结论“公共政策是对全社会的价值作有权威的分配”。这一定义突出了三个思想:.制定公共政策是为了价值分配、分配的范围是全社会、分配的影响力是权威性。而从“安监局长招商不力被停职事件”来看,功利主义价值取向的招商引资政策,全面压倒了服务社会大多数人利益的公共性政策,这是价值分配的失范。招商引资任务的完成与否,更多与官员仕途有关,而与当地民众受益程度可能成反比,这是氛围范围的偏狭化。最后,本是经济工作一部分的招商引资,成为阜南县考核官员的杀威棒,这是集权、权力寻租与腐败的征兆,是有效监督缺席下的权力滥用,是抹杀公众利益满足个体私欲的政策“商品化”。
其实,完成招商任务的安监局长才该免职,因为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情,而把该做的事情荒废一旁。可惜,在阜南县,我们见证了一个活生生的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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