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长保尔森、美联储主席伯南克、贸易代表施瓦布、商务部长古铁雷斯、能源部长博德曼，一个囊括了所有美国经济决策者的高级代表团将赶赴中国，出席明日到15日在北京举行的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这是世界经济两大引擎之间一次前所未有、引人注目的对话，但是，高调门、高规格并不能为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机制顺利运行提供保证。事实上，关注此次对话的世界媒体，多数认为首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并不会取得惊人的突破性成果。这种猜测并非没有道理。在中美庞大而密切的经济交流表象背后，确实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子。在今年美国对华贸易逆差进一步扩大的情况下，这种不稳定因子正在越来越多地被美国人转化为对中美经济交流现状的负面性评价，并集中在人民币汇率、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工业政策和市场准入方面的“退步”等问题上。

　　然而，美国的这种评估，即使不是错误的，起码也是不全面的。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中国已经在进行改革；对于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工业和市场准入方面，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并未收缩，而是有所调适，以便更利于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须的产业结构调整。至于中美贸易逆差，双方甚至连统计方法也不一样。

　　双方对经济交流态势判断的不同只是对话的难点之一。难点还在于，即使美国方面对中国经济的种种批评不是全然无的放矢，至少也没有全面考虑到中国经济的复杂性。这种复杂性加大了政策杠杆操控的难度，也一直是中国经济改革必须谨慎与温和的原因所在。此外，在急切的利益诉求考量下，美国人是否做好了对话的心理准备尚是疑问——此前从商务部到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等美国政府机构传出的声音，多次表明美国要做中国经济的老师而非对话伙伴的态势。美国媒体将这次对话解读为“美国试图驯服中国虎”，也反映出了某种急躁情绪。

　　在经济交流形势判断不一致、缺乏对中国经济的深刻了解、对话所需的平等态度还不确立这样的前提下，中美战略经济对话顺利进行的关键其实不是尽可能地在诸多方面找到共识，在目前，这一目标不易达成。需要的，除了时间，还是时间。美国需要时间深入解读中国经济的真实情况，也需要对自己的对华经济政策重做评估——这一点他们很少想到；中国需要时间进一步在各方面推进改革，也需要时间向美国展示改革的成果，而赢得时间的前提，是耐心。

　　中国在美国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这种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政治利益所在。美国之于中国，同样如此。这一点是为双方所共同认知的。这为中美经济更加契合提供了可能，而要更加契合，避免情绪化态度和急功近利的心态，至关重要。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