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郭光东兄一本正经地讨论“为什么疯狗可以杀，疯人不可杀”，有一种哭笑不得的感觉，忍不住再确认一下手里拿的是不是少儿读物。看看前面的社论，题目是《入世五周年之际，更应看重国家软实力的增长》，这自然是办给成人看的一份严肃日报。这两个命题出现在一起，给我的第一感觉，就像把大学物理专业的教材和拼音版《十万个为什么》混编一样。

　　到网上看了一下，才知道这还真不是“大题小做”。很多网民和我的第一反应一样：这有什么好讨论的？但是结论相反：当然该杀！我感到惊讶的是，竟然有那么多人认为，就算邱兴华是精神病患者也该杀。五位法学家发表公开信，请求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也遭到网民普遍的谴责。而且，细看之下，我发现他们的话并不都是出自情绪，很多人经过了非常认真的思考。比如有人认为，社会生存的规则应保证大多数人的生存权，对小部分人的生存权就应该剥夺，哪怕不尽合理。专家怎么能站在加害人一方，为之辩解？

　　关于精神病人犯罪应该免刑或者减刑，关于法律也应该保护少数人的权利，并不是陕西法院和五位专家的分歧，至少在理论上是不可能存在分歧的，因为这是法律明确规定了的事情。在法律上也不存在多数人的概念，只有个案和个体。一个个体的权利得不到保障，其他个体的权利也受到威胁。因此，一旦邱兴华被确认为精神病人，法官只能给他免刑或者减刑。二者的分歧仅仅在于要不要对邱兴华进行精神病鉴定。到了一些网民那里，问题则被打回原点，变成了“为什么捕杀疯狗而不捕杀疯人”、“精神病人是人还是动物”等讨论。

　　我并非反对讨论问题，恰恰相反，我认为任何问题都应该允许讨论，而且都应该经过充分的讨论。但是，正如“雪花为什么会融化”、“花儿为什么会凋谢”一样，“为什么不能杀人”、“为什么民主比专制好”、“为什么要同情弱者”这一类问题，应该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前就已经问过、讨论过、思考过、总结过。事实并非如此，无数本该由一张稚气的脸以“妈妈，为什么……”为开头的问题，一再在成人世界里出现。成人媒体也就常常兼做少儿节目，“入世五周年”于是和“疯人不可杀”比邻而居。

　　我自己经常在媒体上写评论，并把这些文章贴到博客中。一个久违的朋友读了我的博客，大为不解地问：“你的读者对象到底是谁？”我理解他的意思，是指我总是用成人的语言讲解小朋友的问题，显得颇为滑稽。这位朋友显然不够关心大众传媒，他不知道这些常识问题，正是无数读者需要讨论的。

　　我不得不承认，很多幼稚的问题，我也是长大成人之后才开始思考和学习的。跟认为疯人该杀的网民相比，也只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那么，有一个问题出现了：我们小时候都干什么去了呢？或者是：我们的孩子们正在干什么？

　　从幼儿园开始，我们就忙忙碌碌，忙得连玩的时间都没有，节假日也要补课，忙得眼睛早早地近视了，腰也弯成驼背了。我们累得要命，我们的孩子累得不要命，可是都学了些什么呢？连那些人生和社会的基本问题都不知道！

　　这就是我们的教育，缺乏人文精神的教育，从来不讨论或者不认真而充分讨论现代社会的基本原则，使每一个人在成长时期就能获得一些人文素养，比如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观念，而是灌输给青少年一些错误的观念，比如“可以不尽合理地剥夺少数人的权利”，或者一些模糊的观念，比如不去正面讨论自由的重要性，而是强调自由都是相对的。

　　不仅如此，它甚至完全弄反了，教大家在一些本应持多元观点和包容精神的问题上斤斤计较。到了成人世界，就成了这样的景象：人们在一些现代文明的基本原则上持多元观点，对“民主好还是专制好”、“要人治还是法治”、“人权到底是什么”等等问题十分包容，而在一些文化艺术和生活态度上反倒非常苛刻，在艺术家该用身体的哪部分作为素材、诗歌该怎样写、如何对待虐恋等等问题上，常常争得咬牙切齿。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