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昌平区市民姜海程给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写信，反映自己花了30元点了一道木耳白菜、一份米饭、一碗汤，却根本没吃饱。不久，铁道部工作人员就给姜海程打了电话，表示一定会尽快并妥善处理此事。果然，武汉客运段派出数人携刘志军的批示信向姜海程登门道歉，并退还了多收的20元，当时的列车餐车长也因此被停职。（《新京报》12月13日）

　　一件人们司空见惯且又“微不足道”的小事，居然得到最高主管领导的重视，一方面说明民意的渠道还是相对“畅通”的；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有关部门重视民意的决心。

　　但是我对领导批示能否最终解决铁路服务质次价高的问题，还是抱有一些怀疑。铁道部有关人士在处理此事后的表态就耐人寻味，他说，平时铁道部对列车上包括餐饮在内的一切工作都有严格的要求，这趟列车属于极少数的情况，不能代表所有列车。今后铁道部会加强对列车的监管，尽量杜绝此类事情的发生。

　　然而事实上，列车上餐饮服务的质次价高，是一个旅客们普遍能感同身受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垄断：列车垄断、列车上的餐饮服务也都垄断，铁道部门想管可能也管不过来；更何况，铁道部和铁路、列车、列车上的餐饮服务等本来就是一家，铁道部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比起独立的监管，顾虑必然多得多。

　　垄断问题是一个制度性问题，仅靠领导批示和加强监管来破解，不太现实。因为对存在问题如果是主动汇报，则面临着上下级之间信息的严重不对称；如果像姜海程事件一样凡举报必查处，那么姑且不论长期以来习惯了忍气吞声的乘客们有没有这个热情和信心，就算有，那么部里的工作人员每天应对这些事情恐怕时间和精力都不够用。既然如此，人们自然希望有关部门能释放出更大的改革诚意，千万不要仅仅为了抓住一些小事来表明姿态。

　　这样的期望也是有道理的。因为长时期以来，比列车上饭菜质次价高更本质、更严重的一些问题，人们并不是没有写信，甚至并不是没有告状。比如旺季火车票一票难求的问题；比如春运服务质量差价格却涨得高的问题；比如火车票强制保险问题；比如列车晚点问题，哪一样都比车上菜价贵更令世人瞩目，也更关系旅客的利益和权利。而我们的法律和制度，似乎还没有开一个普通乘客和“铁老大”平等对话的口子，一些涉及铁路的官司甚至只能交给铁路法院裁判。在笔者看来，这里有司法“地方化”、“部门化”的问题，单单依靠某个领导的批示，众多现实焦点问题的解决还不知道要等到何时。

　　看来，领导重视、批示固然好，一时一事的效率也很高，但它很难解决本质问题。只要是批示，就可能“选择性地重视”，自然也可能“选择性地不重视”。而我们大家都在同样的一辆时代列车上，若没有制度性解决问题的机制和手段，“旅客”们的权益终归是难以保障的。

　　童大焕（北京媒体从业者）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