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 浙江省委组织部近日出台的《浙江省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综合考核评价实施办法(试行)》明确规定，将地方政府负债率列入市、县(市、区)党政领导班子实绩分析考核中的社会稳定与保障类指标体系，相关数据由财政部门提供。今后，即使当地的马路、广场修得再漂亮，而政府负债却“红灯”高挂的，就不能算称职的领导班子(据《河北日报》12月12日报道）。

　　看到这条消息，不由想到已落马的湖南郴州市原副市长雷渊利。此人在当地留下了两大笔“政绩遗产”：一是尚待数千万元填补的住房公积金黑洞；二是数以亿计的城建工程欠款。这位“三玩副市长”主政永兴县及分管郴州市城建期间，究竟欠下了相关公司和机构多少债务？由于种种原因，媒体的报道可能不太具体，但相信当地政府应该心中有数。

　　由此，不妨推演出一种假设：如果雷渊利既不玩权力，也不玩金钱，更不玩女人，他会因大搞政绩工程拖欠巨款工程款而被拉下马吗？恐怕不会。这就是说，在所谓“经营城市”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哪怕欠债再多，只要经济上不存在明显的漏洞，都会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而相关官员只要手脚干净，往往还会因用巨款欠债构建的显赫政绩而被提拔，甚至被破格委以重任。

　　在这种制度背景下，一些地方官员自然对“负债经营”趋之若鹜。为了谋取个人政绩，拓展升迁空间，他们或变相出卖政府诚信，以换取工程承包商的投资，或巧舌如簧，虚张声势，哄骗外地投资商带资进场，卷入没完没了的债务旋涡……在他们看来，只要显示个人气魄与能力的大马路、大广场之类“面子工程”如期竣工，就算欠下施工方若干个亿工程款也无所谓。事实上，这种以政府行为做掩护，以劳民伤财为代价，以求得个人仕途畅达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如愿以偿。而他们留下的欠债，有的要下几届政府花上一二十年才还得清。这，堪称中国官场一大怪现状。

　　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虽说近几年从中央到地方都一再强调，必须按程序对官员进行离任审计，但不知何故，政治经济学在例行的审计过程中居然不起半点作用。据我所知，考量企业生产、经营运行状况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即资产负债率。如果将这一概念挪用到对官员的工作考评上，姑且叫“政绩负债率”或“城建负债率”吧。按照我的设想，监管部门应该对“××负债率”设置一条刚性底线，比如，多大的城建规模，其欠债率不能超过多少，否则，就得追究相关官员的行政责任。对其中因欠债而造成巨额资源浪费的，则应该以涉嫌渎职罪进行司法问责。如此一来，看谁还敢以政府的名义到处借钱，去搞为个人升官铺路搭桥的“政绩工程”。

　　所以，从这个层面上说，浙江出台的从负债情况论政绩的考量办法具有标本意义，我认为值得各地借鉴。

(责任编辑：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