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苦农民出身的王昭耀，在副省级岗位上工作了13年，官至安徽省“三把手”。在16年的时间内，他先后收受44人给予的贿赂共计294次，合计704万元，另有810万余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两罪涉案1514万元。法庭上，王昭耀全部认罪，并称愿意现身说法，警示广大干部，争做从宽处理的典型(12月11日《民主与法制时报》)。

　　在升迁之路上做过无数次的典型王昭耀似乎习惯成自然，连受审都要“争做典型”。不过，别以为这位前“三把手”是想争做“罚当其重”的反面典型，人家表达得很理智，是要做“从宽处理”的典型。根据报道，起诉书指控王昭耀受贿704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810万余元，对此王昭耀完全“没有异议”。若只是对受贿“没有异议”，我等旁观公众也当“无异议”，但王昭耀对810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也“没有异议”，我就有“异议”了。公诉人也许会因为证据不足，对这些巨额财产的具体来源搞不清楚，但你王昭耀心里难道也不清楚？这810万余元真的“来源不明”？

　　王昭耀当然清楚，想必大多数贪官都非常清楚，对控方掌握了确凿证据的犯罪，抗拒无益，坦白还能得个“认罪态度好”，因而认罪有助于“从宽”；而对于控方证据仍嫌不足的，则“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1个多月前，盛传与王昭耀渊源颇深的安徽省卫生厅原副厅长尚军因涉嫌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安庆中院受审，对受贿90万元、98万余元巨额家庭财产来源不明的指控，尚军当庭承认，而法庭也根据省纪委的证明，认定尚军自首和有重大立功表现(10月26日《新安晚报》)。

　　看到了吗？巨额财产说不说清楚，能不能说清楚其实无关紧要，重要的是配合查处和审判，而一旦被认定为自首，基于一种司法惯例，等同于一块免死金牌到手，王昭耀在秦城监狱以泪洗面，痛定思痛，盼的可不就是这样的“从宽处理”？所以，当被指控到他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时，王昭耀表示，“确实记不清了”。因为，“钱财都由妻子冯继英掌管”。那么，冯继英又说不说得清呢？报道没有介绍，但多半也“记不清”，否则，公诉人就不用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来指控了。

　　当然，王昭耀的选择是多数贪官的惯常选择。贪官也是理性的经济人，他们口口声声说“放松了对法律的学习”，其实都是在为自己的脱罪或罪轻铺垫。即便贪官本人没有好好研究《刑法》，他的律师大抵也会告诉他：自首是法定的从宽处罚情节，但《刑法》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自首并无明确规定。在司法实践中，通行的认定标准是只要被告人承认侦查机关所查获的巨额财产，就算自首。这样的“司法惯例”或“潜规则”明显将贪官推向了对抗侦查一途，因为一旦贪官说明了巨额财产是来源于受贿或贪污，近乎自寻死路。要知道，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最高刑也只有五年，而无论贪污还是受贿，最高刑都是死刑。量刑上的悬殊差异使自首制度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上陷入了一个显而易见的悖论：自首制度的设计，是为了鼓励被告人主动交代罪行，但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上，主动交代却等同于主动领刑。这样的立法设计，即便贪官真心悔过，面对贪污、受贿的严刑峻法，怕也难主动交代巨额财产的确切来源。

　　如此看来，王昭耀对810万余元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照单全认”，很可能成全他做一个“从宽处理”的典型。只是，我们的司法公正，是否可以对“记不清了”就“从宽处理”的典型继续容忍下去呢？

(责任编辑：李清)